和战:两岸世纪之问-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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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主席1997年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这样一种气氛下，我想我们还是想努力争取一下能够使两岸关系向前走。但是事实证明，辜先生是来了，两岸在政治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对话，但是分歧是非常明显的。就在1998年辜先生在上海，后来到北京，许惠先生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他把“中华民国”拿出来。因为当时两会之间的往来他不提“中华民国”，我也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讲“一个中国”，台湾给我们的信函，它的年号是不出现的，我们当然是用公元，也不存在用我们的国号的问题，他不用公元，他是用他的年号，但他的年号不出现，只写月和日，他的来函里面从来没有我们不能接受的政治词汇，我们给他的函里也从来不出现他不能接受的政治词汇。辜振甫到大陆来，会场布置从来没有他不方便的一些旗，我们去他那儿，台湾也这样同样对待，所以这样一种两会的共识贯彻得很好。但是辜先生在“汪辜会”上谈话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中华民国”这一词，而且在随同辜先生一起来的人发言中也用了这个词，后来许惠先生在记者会讲话的时候，也几次用了这个词。
阮次山：显然是有备而来。
唐树备：对，看来台湾方面已经有这个意思要否认“九二共识”，要把“两国论”突现出来，我当时就非常敏锐的批评了台湾。“汪辜会谈”以后，我在记者会上明确讲“一个中国”的问题，台湾违背“一个中国”的问题，我在北京也讲了“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会”的基础，假如离开这个基础，“两会”的工作就很难了，可能就不存在了，无法进行下去了，这个话当时我也讲了。
当然后来到了1999年的7月份，公开提出来了。因为两岸的关系有了“一个中国”的共识，有了民间的密切往来，再加上政治的对话，觉得往统一的道路上越来越往那里走了。
所以他（李登辉）也赶快跑出来，不跑出来的话，就担心这个趋势还要往前走。
阮次山：除了这几点以外，负责李登辉的两岸官员从你和他们打交道来说，这些人自己本身是内心想搞“台独”，还是受李的影响？
唐树备：这些人现在还在，我想我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大部分情况下，尽管我们有争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愉快的，有很多先生我可以体会到，他们也克服了很多困难，为了推进两岸关系，他们顶住了某一些台湾方面的言论，这是我的猜测，是我事后的猜测。但我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应当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此，当然有的先生恐怕和李先生走得很近，他本身恐怕就是支持这么一种观点的人，这种人当然也有。
在采访后，阮次山表示，唐树备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以来，从第一次和台湾接触到现在，他对于两岸政策的掌握，代表中国大陆和台湾谈判，他功不可没，他非常认真。比如第一次“汪辜会谈”时，我（阮次山）也在那里，他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觉，所以一到了要休息就要吃安眠药，保证赶快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对于沙盘工作的演练非常到位。
阮次山就此次在深圳举行的“两岸关系论坛”表示：“这次台湾来的代表团的人蛮多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次座谈会里面，台湾有很多年轻的代表，有学生委员会会长，政治大学学生会会长，还有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会干事或者是会长都参加了，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在这种状况下能够来，能够接触到新的思维，大陆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让他们回去以后有所启发。因为这些现在22…26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是李登辉执政时期，在李登辉的洗脑子里长大的，他们对两岸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有李登辉思维为主的看法，所以能够请到他们来，对于台湾年轻人有一种启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