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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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最穷的士子乡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作法取了个名字,叫做“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入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间。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此一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职。乡里一级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议事会执掌,这一级议事会与新英格兰市政会相仿。这样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为议事会是由族长组成的,族长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然而,乡里以上的各级政府却是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
科场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离故里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获悉某人被委任做官,比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就会立即找上门来,希望找个差事。避开这群渴求沾光的亲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远离开故土。古时交通不变,被遣至遥远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亲戚的纠缠。然而,机动车和其它便利的交通工具问世之后,新省长到任时,成群结队的穷亲戚就会立即踏破他的门槛,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礼义的模式谋求各种贪污贿赂和庇护关照。
科举考试涵盖的范围很广,这一设计意在显示应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举背后有一假设:科场中榜者均为聪明人,能很快学会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这一设想与美国人的信念截然相对。美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具有本职工作需要的技能,其它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我们美国人还认为,政治家个人不仅是在一般兴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与普通人尽量接近。中国人的观点,是千方百计寻找德才过人者担任立法和行政职务。所谓德才过人者,指的是至诚待人、廉洁奉公、献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禄优厚,这与美国的体制不同。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不任公职时挣的钱,比担任公职时挣的钱多得多,除非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
中国的科举取仕制,与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选拔制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国的殖民地事务官员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国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也是旨在发现智力过人、富有教养之士;考试范围可能从薄加丘的藏书癖好到如何识读气象图。同样,中国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选出来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满清强盛时期不得不与中国官吏打交道的欧洲人,无不知道中国官吏的素养好、能力强。科举制度偶然也会流产;比如,一位不习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统率北洋水师,结果使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迅速败北。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优秀传统,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颂诗,然后自尽。然而,除诸如此类的紧急局势之外,科举方法是相当有效的。
六七千学子在乡试中竞争。乡试选拔的秀才大概不及应试者的十分之一。乡试及第者再参加府试,如此等等,直到殿试;殿试金榜题名者不及乡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乡试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学,以便参加第二轮考试(即府试)。凡乡试登科者已无后顾之忧。他的经济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贫寒,无钱继续求学,邻里也心甘情愿支付他的一切费用,希望他能在府试中再次登科,以谋得一官半职。中国人一向有赌博嗜好,他们乐意为朋友冒险;对于乡邻父老来说,资助秀才进入官场,是有所裨益的。
乡试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镌刻在祖宗牌位上。电报进入中国之前,有一批人专门以报告此类喜讯为生。他们守候在科场之外等侯张榜。中榜的喜讯立即由他们驰送中榜者家里。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过望,常常要重赏送信人。
第二级考试在道府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与初级考试(乡试)相仿。府试中榜者被饰以绶带和金花。他们接着准备进京参加第三级考试(即礼部试)。礼部试及第者再留京参加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皇帝驾临科场主持殿试,并用朱笔御览试卷。殿试及第金榜题名者分为四组。一组赐以俸禄,等待填补高官空缺。一组成为宫廷侍从。再有一组被任命为中央各部大臣,最后一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赘言,最后一组的官位是追逐最紧的热门,因为省府总督和道台人人在组织高度完善的中饱私囊的体制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贪污受贿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官职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试后金榜题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响双管其下,方能争取到官位。经过科场四级筛选出来的中国官吏才华极为出色。只要中国政治实际上让这批正大光明地遴选出来的仕宦阶层来掌管,那就会万事大吉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没有与科选取仕一样严格的选拔皇帝的制度。中国人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皇位继承中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趋势。一般地说,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为皇帝妃嫔众多,且皇后及妃嫔均选自豪门大户,所以围绕争夺太子继位的倾轧和阴谋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经选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对他施加影响,竭力为她家族的所有成员谋到高官厚禄。每个朝代行将土崩瓦解的征兆总是这样的:政府的行政管理从科场选拔的仕宦手中逐渐落入了宫廷的宠臣手里。
宦官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国的宦官与伊斯兰国家的宦官绝然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宦官是奴隶。而中国的宦官却是自愿入宫的。其中许多人中年以后方才入宫,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为家族尽了孝道和义务。他们之所以受阉去势,是因为入宫以后也许能够爬上高位。尽管他们已经受过腐术,可是他们宫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宫加重了中国行政机构中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赘言,在这样的条件下弃家入宫的宦官要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权是渴之辈。他们之所以甘愿作出任何牺牲,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权力。结果使宦官成为一帮危险之徒。他们在宫廷里得势之后,就会篡夺行政职务,并将其亲戚塞入高位、带进宫廷;此时该王朝就气数将近、行将就木了。
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在最上层。不过,只要统治者得力,这个体制尚能有效运转,而且能培养并募集一个绝顶聪明的仕宦阶层:仕宦阶层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在迄今推出的体制中,这一体制是维持一个官僚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体制。召募确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我们美国人处理得很不好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更突出的弱点,是无处不在的贪污和惩治犯罪方法两个方面的弱点。中国的贪污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地方官吏俸禄不多,中饱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究竟能侵吞多少则有一个严格的惯例。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人都预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包袱才合适。这是纽约市民主党人曾经说过的“诚实的贪污”。如果地方官员敲榨太狠,商人和工匠就会进京告状。京师的检查官就不宣而至,封帐捉人,然后才开始调查案子。如果调查说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对他进行惩处。中国人审案不会象美国人那样让案子一拖就是十年,课以他收入的百分之三的罚金,他们迅速将贪官斩首示众。这种严刑对过度的贪污是一种威慑力量。
虽然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中国人对付犯罪的方式对罪犯比较严峻,可是它不会使公众感到难堪。而我们的作法并非总是这样。他们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门。罪犯几无上诉的权利。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受到拷打,据认为拷打目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这一作法当然使现场目击者逃之夭夭,所以证词是难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够死判的标准,他就会被递解进京城去听后发落。他在京城被监禁数月数年,周围的人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干为止。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为了聚敛财富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种手段。其模式为:让小官尽情中饱私囊,等候时机成熟,就一口鲸吞他们聚敛的一切财富。纳粹德国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凡是极权政治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大官敛财的方法。
在世界伟大文明中,唯有中国有如下独特之处。在它的悠久历史中,从未产生过强大的祭师阶层。诚然,在中国早期王朝商周汉这三个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师,他代表整个王国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职能总是从属于亲理朝政的职能,至少是从属于给朝臣理政提供认可的职能。实际的行政管理委托专家即训练有素的官僚进行。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没有建立过庞大的神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