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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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格特征的聚合性结果出现的社会情绪可能激励或阻碍信任文化的形成。与此
相似，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聚合而出现的集体资本，如果足够富有，
它将提供安全性和备用选择；如果非常匮乏，它将产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因此
它刺激或妨碍信任文化的出现。这种因果序列呈现在图4 中。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出现了，它就变成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个循环
的背景条件。于是，这个模型把四组变量组合在它的序列的前后相继的链接中：
背景变量（已经存在的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独立变量（伴随信任的积极或消
极的经验的结构性机会）、中介变量（激励信任或怀疑的社会情绪和集体资本）。
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被做出、积累并获得规范
的认可变成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规则。这些决定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可信性的评估
——考虑本书在前文分析过的多方面的暗示。所以模型提供的正式框架的实质内
容，真正鲜活的东西是不间断地在每一个个体的情形中给予“反应的可信性”—
—这时给予或收回信任被看成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信任或不信任文化是经过
无数的这样的决定的累积而自然出现的产物。但是它一旦出现就获得了独立的力
量，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方向上推动这些决定，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补充和改变信任
的计算。
/* 63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调整制度
每一个解释模型都有一些实践性的建议。它指明什么是政策应该树为目标的
至关重要的领域。让我们看一看在这里提出的模型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产生和维
持信任文化的可能的实践方法。
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这个模型只表现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连续链条中的
一个环节。它在某种给定的、被接受的条件下产生作用并且产生变成下一个环节
的初始条件的结果。为了我们讨论的目的，让我们以信任严重崩溃的情景作为我
们的起始点。普遍的不信任综合症是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所固有的。例如，这是
紧接在1989年事件之后东欧社会——带着它们的从共产主义时期继承的不信任的
强大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形。这个例子将在第八章进行详细地研究，所以我
们现在把这作为我们考虑的起始点，那么分析马上就是适用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信任文化，政策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被认为对
产生信任最有因果效应的变量上。我们列在结构的助长性标题下的那五类条件潜
在地对实际的干预是敏感的，并且对制度建设的努力是敏感的。通过“习得的压
力”（Offe and Preuss 1991： 145），新制定的制度能够改造社会成员的生活
方式以达到更大的信任和可信性，使他们更倾向于给予和实现信任。一旦结构的
环境被重建而且有利于信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建立起来，它将作为通向信任的
持续重建的第一推动力而起作用。良性的自我实现机制将启动，因为信任一旦被
植入就会培养更多的信任。让我们以对信任的建立施加影响的实用方法的眼光再
一次回顾我们模型的五个独立变量。更具体的建议是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变相
关的例证，但如果进行适当的改造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领域。
为增强规范的一致性，政治影响的核心工具是立法。为使法律系统一致而不
是相互冲突、简单而不是负担过重、透明而不是秘密、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必
须付出连续一贯的努力。法律必须变成整个社会组织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牢固基
础。一旦法律接近这种理想，它就会向其他非法律形式的规范规则——道德的和
风俗的——施加影响。它为其它规则系统提供了一种可采用的模式。
为增强对社会秩序稳定性的感觉，政策的一致性和不可更改性必须被确保。
不会遭受临时的、机会主义的改变或调整的宪法和不可变的法律的牢固框架为此
提供了主要的保证。在后共产主义情形下，它意味着保证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和
市场导向的改革。它们必须根据清晰的模式、蓝图或逻辑而被遵循。它们必须通
过创造既成事实和事前承诺的方法证明权威人士坚定的、改革取向的意志。减缓
民主进程的迟疑、临时的逆转必须避免。人们必须感到权威人士知道他们正在做
什么以及他们正在往何处走，即他们有清晰的计划并能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执行它。尝试性的、试错性的、另一个想当然的“政治实验”的气氛一定要被消
除，即使它能够为政治家提供开脱他们失败的轻松的借口。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一个杰出的观点：“正是‘改革实验’的观念容易导致不一致，
因为行动者的正在参与一个实验的认识诱使他们采用短期可达的目标，这使实验
更不可能获得成功”（Elster 1989 ： 176）。
为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必须使政府的行动尽可能地开放和透明。为达到
这样的目的，一个有效率的媒体政策必须被设计出来并贯彻实施。必须发展多元
化的、独立的媒体和搜集统计数据的自治性机构、人口普查办公室和改革监控中
心。必须通过揭露政治家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使政治家更为人们所熟悉。公众情
绪的连续的调查、监督和报告必须变成制度。调查结果反馈给公众并消除对其他
人的意见的不知情状态和对信任非常有害的“众人致误现象”模式。
为了给人们对于周围的生活世界熟悉和亲密的感觉，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那
些在与公民的日常接触中代表公共机构的人，那些在当代社会巨大的非人格机构
的“门口”工作的人：政府官员、职员、警察官、银行出纳员、护士和医生、海
关官员、售货员、征税员、老师和教授、牧师等。他们对客户或顾客的态度可能
是友好的、助人的、理解的、合作的。他们都在系统的“入口处”起作用（Giddens
1990a ： 90 ）。当他们展现专业水准、严肃性、能力、信任、关心他人、乐于
助人时，他们的举止可能使人的信任散发出来。在另一方面，在“入口处”的任
何不好的经验，任何让人感到挫折的接触——甚至替代性的，通过媒体而不是个
人获得的——根据我们不信任“自底向上”蔓延的假设，会立即成为对整个系统
的概括性感受。“对特殊的抽象系统的信任或缺乏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入口
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在入口处的不好的经验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一种
犬儒主义（cynicism）的服从，或者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从整个系统脱离出来”
（Giddens 1990 a： 90…91）。对所有具有高度社会可见性的职位进行大量的培
训、小心谨慎地审查、高度选择性地招募——首先包括所有的政治官员——是普
遍的、机构的和职位的信任的先决条件。
为增强责任性，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民主制度。就像将在第七章被详细论证
的那样，在民主与责任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从最高的政治系统开始，通过选
举、分权和相互的检查与平衡，以及立宪制度和法律规则——它们像约束公民一
样约束政府，民主的政府是责任性的。公正审查的立法、独立的法院和各种有效
率的强制机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结构框架必须被合适的行动所填充。因此
在立法和司法中必须没有自由意志、专断、或对法律的特别机会主义的延伸或修
改。宪法不可更改的原则必须准确地界定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并包括防止轻
易修改的条款；它们必须具有无限延伸的光环。法律的实施对所有的公民必须是
平等的，不考虑他们的地位。法律的强制和公民的义务必须是严格的，而且必须
不能允许例外。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方法防止犯罪。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公民
最基本的权力。也许在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稳定的私有
化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是必需的。清晰而准确的财经法律、银行业条例和
商务法规必须保护投资和经济交往的安全。严格而一致的流通政策必须恢复人们
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 64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信任教育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与行动的结构和制度环境相关的因素。但是我们
的模型提出，必须给予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者以同等的注意。企图塑
造他们与信任和可信性相关的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措施在于教育的支持。
信任教育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启蒙水平（实际的知识）和道德
的敏感性。为建立信任，“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需的”（Giddens
1991： 173）。“事实上，在有道德敏感性和富有想像的洞察力的互动中，认知
能力对有效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Bellah et al。 1991： 178）。它是
“注意”并形成“关于事实、未来和他人的”（Offe and Preuss 1991： 95 ）
见多识广的判断的先决条件。只有相当水平的教育才能避免天真的、盲目的信任
和强迫的、偏执狂的不信任的缺陷。教育必须被看成“文化上的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 ）（Lash in Beck et al。 1993： 123）的核心方面。
其次，在健康的、紧密的和亲近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隐含的教育。“信任倾
向的心理发展需要广泛的投资，特别是由像父母这样的他人的投资”（Hardin 1993
： 515）。亲密的家庭生活在培养信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早期力量（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31 ）。因此，所有的意在改进家庭条件的政治方法都对建
立信任有间接的帮助。
第三，在学校中必须直接地强调信任。在师生关系中和学生之间建立和维持
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在学校的课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学的学习中，强
调信任的榜样。
第四，为在人们意识中提高信任的重要性，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唤起传统，强
调生活习惯、规则、风俗的连续性。“在传统社会中，有更多的个体论的安全和
信任。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未来至少部分地是可预测的，它将遵循传统的方
式”（Giddens 1991： 48 ）。当传统的社会不能——或者也许不应该——恢复
的时候，它可能在替代性的经验——强调信任、荣誉、忠诚和其它传统美德的艺
术、文学、传媒——中被富有想像力地再现。
第五，必须努力在人们的想像中把信任与其它有用的道德资源联系起来。例
如，通过求助于宗教并从它那里借用对形而上的信任和信任他人的更世俗的品质
的强调，我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宗教也可以为信任提供很多有说服力的榜样
和证据，它们可以在殉教者、圣徒、先知和英雄的行为中被发现。“如果我们有
足够的运气，生活在保持有某种道德和宗教信仰——它的一个影响是它本质上激
励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