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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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列宁去世后，列宁的上述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被斯大林曲解和弃置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苏联建立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统制经济，终结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当时所构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十分近似于德国于第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这种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比19世纪古典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也优于资本主义的〃斯密模式〃（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实际上，现代英美经济体制，也早已不是古典小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早已转化为由国家大垄断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
我认为，国家现在有必要全面考察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模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们之间在投资、运行和分配体制上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斯密模式的诸多不同点。在这一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设计和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
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记者：这种混合经济能够使中国在全球化形势下参与全球竞争吗？
何新：我认为，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在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
国家力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护者。（这就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根源。）
各国在这一全球性竞争中的得失成败，不仅会决定具体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事实上也决定了各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生存命运。
因此，在这一竞争中，国家必须高度关注指导国民经济政策设计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要警惕不要被处在国际竞争中潜在对手地位的那种国家所雇佣的经济策士离间和利用。必须警惕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和缺乏识别力，而向我国提供那种意在分解摧毁中国现有国家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议。防止被其诱导和误导。
这就是我这本书的最主要观点。
［附录］
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
新自由主义批判
此文是何新1991年写报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经济研究报告
一、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一个时期以来，有同志似乎相信这样一种假定：西方经济的发达是由于其经济理论的先进。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若引进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以之指导中国国家政策，不仅可以解决我国
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而且可以快速致我国于现代化。
这是一种幼稚的迷信。许多理论谬误，连带引入政策设计后导致的政策失误，均由此而生。
5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也曾抱有类似的迷信。他们也曾试图引入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等等，试图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导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无一成功。他们后来不得不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件，寻找新的理论工具，于是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体系的〃发展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派。
近年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已是一种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与此相反，一些人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低〃，是因为其公然申明的党性、阶级性。）
实际上，如果说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理论内容未必直接关系到人的利益问题，而党性、阶级性还可能比较薄弱的话，那么，确实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比经济学更直接地关联着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切身经济利益问题。经济理论的构造和取舍，价值与是非的判断，不管经济学家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都极其强烈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牵制。19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关于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还往往反映了民族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的尖锐争夺（例如19世纪英、美、德、法等国关于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争论）。对于这一点，诚实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掩饰。例如凯恩斯即说过：〃至于我，我的学说，当然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具有歧义和存在复杂争论的学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不纯粹是客观的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流派极其繁多复杂。但近年在我国流行的却主要是两种学派，一是凯恩斯主义，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我们有根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把这两种学派，特别是后者推荐给中国人，试图影响决策，是有目的的，是从属于国际资本要把中国国家经济拆散，然后有选择地以发达国家最大资本利益为核心，完成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在这里，经济学理论和若干政策建议，确实成为实施这一目标的工具，只是人们未必觉察而已。
多数西方学者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距离成为一个具有公认规范和精确结果的理论科学，距离还相当遥远（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幽默：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会有三种经济学）。
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各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数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有了数学，就具有了客观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伦敦麦克伦出版公司出版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书中指出，数学在许多经济理论中的运用是脱离实际和意义甚微小的，计量经济的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
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W．Lenotief）指出：〃尽管专业经济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尽管计算精确而与经济实际并无关连，徒然引导读者由貌似合理的假设走向似是而非的结论。〃（《经济学家》1984．9，第64页）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通论》，第383页）。但正由于其重要，对于将其理论假设付储政策实践就更需要慎重：〃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通论》，第383页）
这些看法，不是不谦虚，不是不尊重经济学，而是由于从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罗爵士误导法国政府政策，演化出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有此看法）约翰·罗，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1705年出版《论货币与贸易，为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法国国王接受他的建议，允许他在法国建立纸币发行银行（1716年）。这在初期刺激了法国商业繁荣。但随之发生大规模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银行破产（1720年）。罗逃离法国。马克思认为罗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法国革命的诱因之一。，到本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大萧条，直到最近东欧国家制度的倾覆与苏联的社会动乱，以错误经济理论导致错误经济和社会政策，诱导出社会动乱的前车之鉴，在近代经济史上比比皆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兵〃是指军事、战争。但战争毕竟不是每日都发生，而经济却无一日可以无之。国民经济，才真正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若察之不以其道，则国本动摇，民生困竭，甚至政权倾覆。古今中外，其先例不可胜数！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制订关系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不可不审慎。不可从西方经济教产书本中设计描绘的理念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经济现实、社会实际出发。
谬误的理论之所以坏，不是由于在理论上一定讲不通，而是由于将其原则付诸实践，必会导致恶劣的结果。而好的理论之所以好，则并非因为它不会遭受非议，而是因为它在引导实践改善经济状况上行之有效。
在经济学中，实践、实证、实效，也应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的幼稚性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一部分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此书也是当代美国经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我们许多人通过这本书，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革天然方向的意识形态假设。〃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主要就是这本书在我国普及的。萨缪尔森在该书第三段称此书是〃全部新古典学派的综合〃。（据《剑桥经济杂志》1986．3）此书于1948年问世，于1965年印行12版。代表了美国二次大战后主流派经济理论。
在这本书第一章中，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理论：在理想的市场关系中，供给、需求，能通过价格涨落机制而得到灵活调节和自然平衡。
就是说，当供给不足时，物品价格即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力、技术调入缺短品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价格随之下落，社会需求得到满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物品价格即下跌，低利润、低价格信号将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于是供给再度实现平衡。同时，由于来自消费者选择的压力，促使市场竞争激烈，可以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从而推进经济的高效率。类似的理论，更简括地被概括在所谓〃科思定理〃中：〃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权利初始界定清晰，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优。〃国内宣传这一定理论的文章，可参看《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第27页。反驳的理论，可参看《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高鸿业文。
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市场仿佛是一种美妙的自动机装置，而〃企业家像是自动机那样地进行活动〃。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妙的神话，就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相信。然而，近30年来这个市场自动机神话，却一直被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作比较，并且由此得出如下两个重大的政策性结论：
1、据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根源主要是由于缺乏市场的自动机功能。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灵活的反应，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等种种弊端。
2、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自由市场化。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资源及主要生产部门必须全面完成私有化。
以上的市场理论和两点政策，构成1953年自南斯拉夫首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