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卷二 天主教哲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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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导言
天主教哲学，就我使用这一名词时所含的意义而言，是指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 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在这十个世纪期间的前后，曾经有过属于这同一总的学 派的哲学家。在奥古斯丁以前，有过早期的教父，其中突出的是欧利根；文艺复兴以后 则有许多哲学家，包括现在墨守某种中世纪体系、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体系的所有正 统天主教的哲学教师。然而只有在奥古斯丁至文艺复兴起间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才与建 立并完成天主教思想的综合体系有关。在奥古斯丁以前的基督教世纪里，斯多葛学派和 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哲学的才能方面使教父们相形见拙；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在正统天主 教教徒当中，也没有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来继承经院学派或奥古斯丁的传统。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涉及的这一时期，不仅在哲学方面，即在其他方面也和其前后的 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项，就是教会的权力。在中世纪期间，即大约自公 元400年起到公元1400年为止，教会使哲学信念与社会的、政治的事务较前后时期结成更 为密切的联系。教会是一个建立在一种教义上的社会组织，这种教义一部分是哲学的， 另一部分则与圣史有关。教会借着教义获得了权力和财富。世俗的统治者虽然往往和教 会发生冲突，但他们却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人，其中包括世俗统治者本身的绝大部分都 深信天主教的真理。当时教会必须和罗马与日耳曼的传统作斗争。罗马的传统在意大利 是根深柢固的，特别在法律家当中；日耳曼的传统则在蛮族入侵后兴起的封建贵族中最 为得势。然而经过了数世纪之久，这些传统却没有一个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来向教会进行 一次成功的反抗；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传统并没有在任何适当的哲学中体现出来。
象我们当前所阐述的思想史，当论及中世纪的时候，是无法避免片面性的。除了极 少数的例外，这一时期里对当代精神生活有所贡献的人都是些僧侣。中世纪的世俗中人 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过程相当缓慢，然而他们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盲 目的。在中世纪后期，产生了一种与教会文学迥乎不同的重要世俗文学；这种文学在一 部通史中比在哲学思想史中需要加以更多的考察。在但丁以前，我们还未发现一个充分 具有当代宗教哲学知识的世俗人从事写作。一直到十四世纪为止，教士们名副其实地垄 断了哲学，所以哲学是从教会的立场写出来的。因此，我们若不先就教会制度的成长， 尤其是教皇制的成长，作一比较广泛的叙述，那末我们就势将无法理解中世纪思想。
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有僧侣与世 俗人的二元对立，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 二元对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与皇帝的二元对立中表现出来。拉丁与条顿的 二元对立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其他的二元对立则有较为悠久的来源。中世纪僧俗的关系 可以以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为范例；在阿利乌斯教派或半阿利乌斯教派帝王统治的时期 里产生了僧侣至上的要求。天国与地上王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见于新约全书，但在圣奥古 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一书中系统化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 元对立，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它不但在圣保罗的说教中占重要的地位， 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被黑暗时代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个时代里西欧的精神活动几乎绝迹。 自从君士坦丁改宗到鲍依修斯逝世为止，无论作为一个事实，或作为不久以前的一项回 忆，罗马帝国依然支配着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蛮族在这一时期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 讨厌的东西，而不被看作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个独立部分。这时仍然存在着一个文明社会， 其中富有者人人都能读书写字，因此一个哲学家除了必须投合僧侣的心意，还必须投合 俗人的心意。在这个时期与黑暗时代之间，即在公元六世纪末叶，出现了大格雷高里， 他虽然把自己当作拜占庭皇帝的臣下，但在对待蛮族国王的态度上却非常倨傲。在他以 后，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僧俗间的分离越发显著了。世俗贵族创造了封建制度， 这种制度稍微稳定了当代的荒乱局面；僧侣们宣扬基督教的谦卑，但只有下层阶级的人 将其付诸实践；异教的骄傲体现在决斗、通过战斗进行裁判、比武以及个人报仇等方面， 所有这一切虽为教会所憎恶，但却无法防止。自十一世纪起，教会才千辛万苦地从封建 贵族制中获得解放。而这一解放也正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哲学最初的伟大阶段由圣奥古斯丁占统治地位，但在异教徒当中则由柏拉图 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高峰，对他和他的继承者来说亚里士多德 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然而，《上帝之城》中的二元论却完整地延续下来。罗马 教会代表天城，而哲学家们在政治上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哲学所关心的是保卫信仰， 并借助理性来和伊斯兰教徒这样一些不相信基督教启示的确实性的人展开争辩。哲学家 们借助理性去反击批评，不仅是以神学家的身分，而且是以旨在吸引任何教义信奉者的 思想体系的发明家的身分。归根结柢，诉诸理性也许是一种错误，然而在十三世纪时， 这却似乎是卓有成效的。
十三世纪这个似乎具有完备规模的综合思想体系被许多不同的原因破坏了。其中最 重要的一项恐怕是富商阶级的成长，最初是在意大利，而后在其他地方。当时的封建贵 族大多是无知的、愚蠢的和野蛮的；一般人民则倾向于罗马教会，以为教会在智慧上、 道德上、以及在与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能力上是超过了贵族的。然而新兴的商人阶级却 和僧侣们一样聪慧，一样通晓世俗事务，他们更能与贵族们分庭抗礼，作为公民自由的 斗士更受到城市下层阶级的欢迎。民主风气跃居显著的地位，在协助教皇击败了皇帝之 后，便着手把经济生活从教会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中世纪时期结束的另一原因是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等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家的兴 起。当国王们平定了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并联合富商抗击了贵族之后，他们自十五世纪 中叶起，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为了民族的利益，与教皇相抗衡。当时教皇已经失去了其 一向享有的，并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中大体上应得的道德威望。首先由于 当教皇们住在阿维农的时候，他们屈从于法兰西，其次由于大分裂，他们曾无意识地使 西欧世界相信，一种不加限制的教皇专制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值得向往。在十五世纪 里，教皇被卷入了意大利权力政治的混乱无耻的角逐场中，他们作为基督教世界统治者 教皇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沦落为意大利诸侯的地位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瓦解了中世纪的综合思想体系。在这以后，还没有过这样清晰、 这样显然完整的东西。这种综合思想体系的成长和衰落便是本书第二卷的主题。整个中 世纪，富有思想的人的心情对于有关现世的事物总是深感不幸的，其所以能够忍受这些 事，只是由于他们期待着一个较好的来世。这种不幸正是整个西欧所发生的事情的反映。 公元三世纪是一个多难的时期，那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地降低了。在公元四世纪暂时 的平静以后，公元五世纪带来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在其原来畛域内的诸蛮族的兴起。 过去罗马文化所仰赖的有文化的城市富人，大部分沦为贫困的流亡者；其余的人则开始 依赖其农村的地产过活。新的打击一直延续到大约公元一千年时为止。期间未曾有任何 充分恢复生息的瞬间。拜占庭人和伦巴底人间多次的战争把意大利残存文明的大部分毁 灭了。阿拉伯人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大部分领土，他们定居于非洲和西班牙，威胁过法兰 西，甚至有一次竟劫掠了罗马。丹麦人和诺曼人蹂躏了法兰西、英格兰、西西里和意大 利南部。在这些世纪里，生活是不安定的和充满了苦难的。现实生活已经够坏了，而阴 郁的迷信却越发使它变本加厉。人们想：大多数人就连基督教徒也要坠入地狱。人们时 时感到自己被恶魔所包围，并且容易遭受魔法师和女巫的暗算。除了在处于幸运时刻的 那些还保留着象儿童那样无思无虑的人们以外，谁也感不到人生的乐趣。这种普遍的不 幸增强了人们对宗教的感情。地上善人的一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除了最后引人进入 永福（eternalbliss）的坚贞的德行以外，尘世间就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希腊 人，在他们的伟大的时代里，曾经在日常生活上发现了喜乐与美。恩培多克勒欢呼他的 同市市民说：“朋友们，你们居住在这俯瞰阿克拉加斯黄色岩石、高高地依傍城堡的大 城里，忙于美好的工作；你们的城市是异邦人的光荣的庇护所；你们不善于做卑鄙的事 情，我向你们致敬！〃以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为止，人们在现世里从未有过这样单纯的幸福， 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看不见的来世上。对于阿克拉加斯的景慕被金城耶路撒冷代替了。当 地上幸福终于再临的时候，渴望来世的殷切才逐渐地减弱了。尽管人们还使用着同样的 语言但却缺乏那种深切的感情了。
为了明了天主教哲学的起源和意义，我以为有必要用较叙述古代或近代哲学更多的 篇幅来叙述一般历史。天主教哲学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哲学，亦即天主教教会的哲 学；近代哲学，尽管远离了正统教义，但它很大一部分却关系到由基督教道德律观点和 由天主教政教关系原理得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有关伦理学和政治理论方面。在希腊 罗马异教主义中，从来没有象基督徒那样，从一开始即须对上帝和凯撒，或用政治的名 词来说，对于国家和教会应尽的双重忠诚。这种双重忠诚所引起的大部分问题，在哲学 家们提出必要的学说之前早已在实践中获得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很明显的阶段： 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以圣安布洛斯达于顶点的一系列 主教们的实践经验，为圣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基础。以后便开始了蛮族的入侵， 随着就是长期的混乱和日益增长的愚昧。在从鲍依修斯到圣安瑟勒姆这五个多世纪的期 间里，只有一位卓越的哲学家约翰·司各脱，由于他是一个爱尔兰人，曾大致避过了那 些塑造西欧其余地区的种种过程。这时期虽然没有哲学家，但却不是一个没有思想发展 的时期。混沌引起了一些迫切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借着在经院哲学里占主要地位的 一些制度和思想方式来处理的，这些制度和思想方式就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 很重要的。它们并非借着理论家，而是借着在紧迫斗争中的一些实践家提出来的。在十 一世纪里，作为经院哲学前奏的罗马教会的道德革新是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