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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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窖影病Ｔ诟莸厝嗣窈凸实闹г拢浊蠖鞴屎推揭皆鹤钪辗⒄钩晌涤�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共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
与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竭诚地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该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成员有队长M·M·爱德尔，队员M·R·卓克尔、D·S 柯谏尼斯、B·K·巴苏、D·木克吉等5人。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29日到达武汉，由于武汉失守，11月21日撤至重庆。在重庆经过多方交涉和几番周折，最后才获准去延安。在由重庆赴延安之前，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谭文山应五位印度医生之请，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尔称安德华；卓克尔称卓凯华；柯棣尼斯称可棣华；巴苏称巴思华；木克吉称慕客华。＇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后来在报刊上写成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并一直习惯地沿用着。＇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14日受到毛泽东、王明的接见。3月18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派到八路军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卓凯华被分配到卫校任教师。以后，印度医疗队又先后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
他们在中国期间，积极工作，细心诊治伤员，以最大的热忱帮助进行护士教育和由医院代训的学员临床教学。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还会同延安的名医为周恩来会诊治疗骨折的右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队的5人当中，巴苏华和柯棣华在华工作时间最长。
巴苏华，1911年生，印度共产党员，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9月来到中国，1939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同年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作救护工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
1943年6月回国。1985年卒于印度。
柯棣华，1910年生，1938年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柯棣华具有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品质，在他离开印度到达重庆的时候，接到父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柯棣华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这里虽然环境艰苦，比起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是安全舒适一些。可是柯棣华在医院工作不足半年，就提出要到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去。经毛泽东的慎重考虑和批准，柯棣华与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在晋察冀，他们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柯棣华连续工作13于，接收800多名伤员，力585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柯棣华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柯棣华在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期间，在医疗药品的供应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上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力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他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援华医疗队每年轮换一次。到1940年9月，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华服务已届两年，印度政府多次催促他们回国，毛泽东也电促他们取道延安返印。但柯棣华却不肯离开。他热爱中国，憎恨日本法西斯，把能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愉快。在他来华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学会了中文。在敌后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1942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在中国当一名普通的反法西斯战士。
柯棣华的身体历来不甚健壮。他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到敌后战场以后，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癫痫病越发严重。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多次劝他返回延安然后回国治疗，他却拒绝说：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一不能离开伤病员。”由于顽固的癫痫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32岁。对柯棣华的逝世，抗日根据地军民万分悲痛。各地军民都为柯棣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毛泽东专门送了亲笔书写的挽词。挽词写道：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三、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是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05页。＇
日本侵略者向华北华中发动大规模进攻，美、英等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打击。《中苏互下侵犯条约》签订后，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中国政府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锌、钨、棉花、桐油、药材和红铜等偿还。1938年7月1日，中苏代表又商定年息3％的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分5年偿还。1939年6月13日，中苏代表再次商定年息与前两次相同的第三笔1。5亿美元的贷款，分10年偿还。1940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亿美元的两笔贷款。＇〔苏〕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苏联除了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战的5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0000余挺，汽车1000余辆。
苏联除了以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以外，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0多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还多次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的机场、车站、港口、仓库、舰船等军事目标。据统计，苏联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即击落日军飞机100余架，炸沉日本舰船70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多人在中国牺牲。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如果敌后战场也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四、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抗战没有提供必要的援助，相反，在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1938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乓工厂的责任，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然而，中国自广州夫守以后，海上国际交通大部断绝，单纯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不敷需要，购得军火也只能少量运入，美国方面也常以运输问题为借口拖延供货时间，因而中国实际得到的军火与需要的距离仍然很大。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1000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1。8亿法郎。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地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能够长期坚持极端艰苦的敌后抗战并使自己日益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
一、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敌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也随之流亡或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实际上除少数仍坚持抗日外，大部分是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则变为汉好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