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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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心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
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55页。＇
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32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18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利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公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公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公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年边区银行发放了300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200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1938年仅有合作社14个，到1940年发展到合作社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
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饱，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
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