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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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为了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决议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团员为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佛兰克洛斯·麦考益，法国前任安甫（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亨利·克劳德，德国前任东非总督恩利克·希尼，以及意大利前任南美各国公使马柯迪伯爵。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足，他们却首先历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领受意旨。2月3日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月29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10天中，6次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详谈。调查团于3月14日才到达中国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
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到沈阳后的11天中，调查团即有6天安排了6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裕仁天皇指派了日本前驻苏大使到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又派参谋部情报部欧洲科长渡久雄上校为李顿调查团的前站人员，对所到之处都事先安排。关东军将调查团任何时候要看的任何地方，都粉饰一新。“满洲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送到乡下的拘留营去。被拘留的还有宪兵队从街头搜捕来的褴褛的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游行时可能敢于站出来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仅哈尔滨一地就拘捕1361人。1个月前，关东军司令部就已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有名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还教群众喊什么口号，穿什么衣服。调查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9～640页。＇
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2页。＇
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