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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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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8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美国的约60%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31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月31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月2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
    (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
    (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
    (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月4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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