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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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
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律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李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井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