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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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
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1936年春天起，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12月14日，张、杨调东北57军和105师到渭南一带，第51军和67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努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客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7页。＇
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12月23日，英国外交部致电休格森称，意、法、美等国已同意进行上述的合作。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目的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中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12月17日，该报评论员在《国际评论》中说：“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挑拨事件，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17日。＇
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说：“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党吏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8页。＇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干无军权凭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何应钦于当天晚上就在自己家中召集重要会议，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在会上表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蒋安全，如立即出兵，必引起内战。
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部署第28、第36、第79师、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
17日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遵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紧张。
中国共产党面对何应钦的“出兵讨伐”，全国人民和爱国正义人士的呼声，张、杨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托与厚望，意识到历史已把这付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根据张学良以及在西安的刘鼎等人来电的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复电张学良，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与此同时，军委主席团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目前西北任务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2～3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