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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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方某，附庸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是古文大家植之先生东树的族弟，利用这层关系，他窃取先生未刊刻的文稿为己所有，游扬于公卿之间，由是坐享大名。他大约是学习《儒林外史》中假牛布衣的妙法，不费半点功夫一举成名。晚清已降，小说与历史是互动的，小说可以证历史，历史也可以证小说。笔记里有小说的蛛丝马迹，而小说情节采自笔记的更比比皆是。这是研究晚清文化时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方氏早年客吴竹如方伯所，居然翻墙偷看邻家女子，方伯善遣之，不暴其罪。于是他充当各地督抚之幕府十余年。曾国藩到安徽，很赏识他，聘为幕府，跟李鸿章一起共事，称同门。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提拔他当冀州枣强县的知县。在任上，他以道学家的方式处理政务，堪称破天荒之举。有一个富人抓到小偷送到衙门要求严惩，方氏曰：“你损失了什么财物？”富人说：“幸好还没有，刚刚听到他挖墙的声音就将他抓住了。”方氏曰：“彼亦人子也，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本县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动我的人民，我很惭愧。人非木石，未有不感化的。你暂时将这个人带去，善待之，晓以大义，养其廉耻，饮食之，教诲之，为本县代劳也可，不能把他当作小偷而虐待他。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小偷带回家。小偷听到县令的话，到了富人家，俨然以宾客自居，稍不称意，便说你居然敢违背官府的命令。富人无可奈何，又不敢纵之去，害怕县令来检验感化的结果。最后，富人辗转托人向方县令送了重金，县令这才不过问此事。从此，县内没有人再敢告偷窃的案件。方氏处理此事的办法可谓聪明绝顶，一箭三雕：既表明自己讲求道学和教化的立场，树立自己崇高的形象，又通过这种处理方法不露痕迹地获取了大笔贿金，让行贿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杀鸡给猴子看，让别人不敢告状，大大地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上级认为自己境内治安良好，显示出自己政绩显著。
接着，笔记越写越精彩。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直隶总督治理驰道。验收的那天，百官都站在道旁，等候李鸿章的到来，方也在其中。李鸿章一见，握手谈旧事，一起行走在驰道上。李鸿章喜欢开玩笑，对方氏说：“你在枣强当官已经好几年了，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金千，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李鸿章说：“你拿来，我帮你带去。最近我有急事要往来乡里。”方称谢，立即从靴子里拿出银票递给李。李曰：“你不要拿假银粟来骗我，让我受累啊！”说完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这一招极其利害，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又好像寓言里的狐假虎威。对李鸿章，他表明自己的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对其他人，他则暗示：我是李鸿章的好朋友，你们谁也把我扳不倒。
实际上，方某在任上大肆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县每月有集市，乡民都来赶集，方于是以少许酒食款待乡之元老于堂上，拿出最近所著的语录，每人发一册，堂而皇之地说：“这是本县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你们可以拿去，广为散发，大益于人心风俗也。”元老们以为是县令赠送的，连连道谢而去。没有想到，第二天，县令下了通知，要求按户收取刊资，每册若干，谁敢不交呢？方氏通过这样的手段获金无数。教化也被他拿来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这样的“道学家”对“圣教”的破坏甚至比五四人物还要利害。可以想象，父老乡亲们对那些写满仁义道德的语录是何等痛恨，甚至会一怒之下付之一炬。
方某因为有道学家的背景，所以贪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往往要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让被害者心服口服。例如，一次他宴请省上的官员，喝酒的时候，他发现酒的质量不高，味道薄劣。他胸有成竹地说：“肯定是卖酒的人偷梁换柱，盗饮大量的酒。”跑堂说：“这个地方卖酒的人没有不添水的，不是被我偷偷地喝了。”方立即将酒家叫来，斥责说：“凡人行事当以诚，诚即不欺之谓。尔以水为酒，欺人甚也，且以冷水饮人岂不病，是乃以诈取财也，律宜严惩。”命令将酒家所有的酒都充公。只看前面一部分，方氏乃是一个形象高大的清官大老爷，惩办伪劣产品，不遗余力，无可指责，真该为他鼓掌。可是再看后面，全然不是那回事。当酒家吓得叩头无算、愿意受罚的时候，方乃曰：“罚尔若干为书院膏火，免尔罪。”这样，他就榨取了一大笔所谓的“书院膏火”，这笔钱全部落入他的腰包。连“教育经费”也成了他广开财源的一条大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以上种种方法，方氏获金无算。他的族弟从故乡来省兄，方见之大喜曰：“弟来甚善，我薄俸所得惟书数十笥将带回去传给子孙后代。没有找到可以委托的人，现在你来了，顺便帮我把这些书带回家乡去吧。”次日，他聚集了几十个箱子在堂上，让差役准备好捆绑的绳子。他亲自从室内搬出书籍，或函以木，或包以布，来来回回数十次。堂上下的差役看见了，怕他太辛苦，要帮他搬运。方呵止曰：“不用你们帮忙。古代时，陶侃朝暮运百甓以习劳也。我的书比甓要轻，也利用搬书来活动筋骨，哪里用得着你们来帮忙呢？”他以陶侃自比，凛然正气，溢于言表。亲身劳动，活动筋骨，这一说法天衣无缝。书装好之后，用绳子严严实实地捆绑好。到了半夜，方妻密语其弟曰：“尔途中须加意，是中有白金万也。”其弟大惊曰：“我所见到的是书，不是金子呢。”其妻曰：“箱子里装的不是书，而是金子。每个书函里装有两大锭百两也。”其弟大恐，不敢出发。其妻曰：“你就假装不知道内情。如果途中丢失了，我们也不会让你负责的。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让你途中多加留意罢了。”方氏心机之深，直如大海深不可测。用书来掩盖金子，也亏得他这样的天才才能想得出来。“衣冠禽兽”这个词用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方氏之“人算”居然超过了“天算”：他以“循良一等”的评价被召见入宫。去官之日，乡民数万聚城下，具粪秽以待，将辱之，为新县令所闻，急忙安排方坐上一辆简陋的车子，从其他道路逃走。
方氏尽管有李鸿章替他撑腰，但还是害怕言官持其短长，于是乞病归。置良田数百顷，起第宅于安庆城中，又在城区的商业中心开了大商店，让雪球越滚越大。三十年前之寒素，一变而为富翁也。枣强为直隶第一美任也，有“银南宫，金枣强”之谣。笔记作者分析说：“他人令此，岁可余四万金。方与文忠（李鸿章）呢，既无馈赠之繁，又善掊克之术，更以道学蒙其面，所入当倍之，莅枣五年，不下四十万金。方仍布衣蔬食敝车以为常。”方氏的演戏已然出神入化了。他的人格分裂为两半，两者之间的落差有如珠穆朗玛峰与玛里亚纳海沟的对比。理学走到这一步，就自己颠覆了自己。不用外部力量的打击，它自身就无法为继了。理学的崩解，不是由于新文化的冲击，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自身的衰朽和变质。
除了方某以外，《清代野记》里还记载了其他一些伪君子们的真面目。如池州进士杨长年者，著《不动心说》上曾国藩，曾国藩看完以后，放在幕府案头。当时中江李鸿裔也在幕府中，杨氏文章有“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不可动”之句，李阅后大笑，即援笔批曰：“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至夜分，曾国藩忽忆杨说，将裁答，命取至，阅李批语即闻李曰：“尔知所谓名教乎？”李大惧，不敢答，惶恐见于面。曾国藩曰：“尔毋然。尔须知吾所谓名教者，彼以为名，吾即以此为教，奚抉其隐也。”曾国藩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岂把这些道学家放在眼里，他们的肚子里有几根蛔虫，他知道得清清楚楚。曾国藩自己也讲道学，但他是在有实干的成就之后再宣讲，他将宣扬道学当作目的，而幕府一帮人则将其作为手段。又如道学家望江倪文蔚豹岑，以编修授荆州守，后来做到河南巡抚兼河道总督，家资百万，起巨宅于南京城中。其子不才，受鸦片毒，不能事上。倪氏将黄金藏在枕头里，他的儿子常常枕着睡，不知里面有黄金，一天仆人将枕头偷走，他的儿子这才恍然大悟。梁溪坐观主人一针见血地说：“造物者有意揶揄之者。”
满街都是伪君子的时代偏偏又是道德规范最严密的时代。有清一代，道德教化的语言文字泛滥成灾。从残暴的雍正皇帝到潦倒的书生，全都在制造巨大的语言文字的垃圾。谁相信这些白纸黑字，谁就遭殃。这些白纸黑字对制造者本身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而对底层人民来说，则是致命的毒气。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他们被一大套崇高得不能再崇高的话语所支配，所玩弄，所压榨，所束缚。但是，他们也不是绵羊，慢慢地他们也看出一些门道来。当时北京流传这样的民谣：“黄金无假，道学无真。”我想，这是最伟大的文学，这才是千金不可易一字的文学，这八个字的分量胜过一部《四库全书》。谁说老百姓愚昧呢？道学家的那套把戏，没有文化的老百姓照样洞若观火。假言与谎言飘浮在水面上，而水底究竟有些什么，人人心知肚明。
奇妙的造型
——《神曲》系列随笔？ 残 雪一个世俗中的人化为幽灵，进入到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去游历，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艺术创造的过程。既然是艺术创造，就涉及到艺术创造的问题。可以说，《神曲》中的每一歌，都是一种艺术造型，一种灵魂的姿态。如果一个人彻底地看透了世俗生活的虚无性，而又不甘屈服于这种虚无性，偏要将虚无变成意义，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尝试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当他奋力挺进之时，他会发现，这种生活具有无限的可以变幻的造型。诗人但丁就是这样通过分身术，将艺术生存的内幕一层又一层地向读者揭示的。上帝赐予艺术家恩惠，让他在活着的时候经历地狱、炼狱与天堂，同时也就赋予了他表演的权利。而表演就是造型。在这种特殊的经历中，艺术家通过那些各不相同的造型的完成，将对灵魂的探讨、认识不断向前推进。
作为主体的“我”是通过向陌生化了的对象的发问来开始艺术造型的。对象正是“我”的自我，但这个自我是个谜，必须要由“我”的提问来促使其层层展示。所以“我”每遇到一个精灵都会充满渴望地问：“你是谁？”这个问题包含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像是天使的提问，为的是将抽象纯净化了的理念重新同世俗的血肉连在一起，让那些被强制性一体化了的、无法辨认了的幽灵重新获得人性，因为幽灵本来就是靠上界的营养维持生存的。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