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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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lbrooke）对此曾作过很好的评论，他说，区别于各门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要占上风还未到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更广泛地作出概括总结，办法是使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具体的科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因此，一般的社会学知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一个分支。但经济学不能等待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建立。
面对压力，英国经济学家投入了战斗，他们要改变经济学的“小媳妇”地位。杰文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1835～1882）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把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他的早逝，英国经济学的领袖成了马歇尔。此人是一位硬汉子，为经济学的地位殚精竭虑，也为自己的地位寸步不让。反对者被他搞得筋疲力尽，不得不拱手称臣。他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剑桥大学1903年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此后一百年里经济学繁荣这个大成果与他的大名无可争辩地联系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发起进攻时，远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的那种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傲气。那时的马歇尔教授干脆不希望有一个人文学科的“大爷”出现。他说：“大谈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更高的权威是没有意义的。不用怀疑，如果它存在，经济学将乐意在它的卵翼之下寻求庇护。但是它不存在，也没有信息表明它将会出现。无聊地等待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经济学方法大论战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始终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内维尔·凯恩斯写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之后，1932年罗宾斯（Robbins；
Lionel。1898～？）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几年以后，哈奇森（Hutchison
Terence W。1912～？）出版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对经济的方法问题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第一次在经济学方法的讨论中应用了波普的哲学思想。这就把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二战以后，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和米塞斯等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学方法提出了重要的系统的意见。
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给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断注入了科学精神。经济学的边缘地带是哲学活跃的地带，但这个地带不断向外推移，哲学讨论的范围缩小了，经济学日益工程技术化。这是一种进步。伴随这种进步，经济学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传统领域都成了经济学家纵横驰骋的领域。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面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采取防守姿态，现在来了一个颠倒，其他学科开始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采取防守姿态了。这个转变的功劳应该有经济学方法研究的一份。
三、经济学能替代其他人文学科么？
如果马歇尔现在可以活过来，不知道他会惊奇成什么样子——自己当年反对历史学或社会学的一统天下，到头来却看到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
不过，我终归不相信经济学会替代其他人文学科。我们不用担心大学的人文教育讲坛将只剩下哲学和经济学（包括管理学）——
一个是糊涂的，另一个则是聪明的。经济学在侵入其他领域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事实上，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各种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我相信它总归会实现。
“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受到人们的谴责。人们会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惯常的经济学概括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有悖于事实。有人甚至讽刺说，经济学家会拿交易费用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家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学科基础，但经济学家的确也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自己那些模型不论怎么精巧，总是难以穷尽现实经济生活的变量，因此也总是不能成为精确的预测工具。或许经济学家永远做不到像卫星测控专家那样，让经济活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
对现实的判断，往往是“直觉”比模型更可信。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数理模型的解释，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的“直觉”对于有“资治”要求的政府，显得更加宝贵。如果拿“直觉”摆擂台，获胜的并不总是经济学家。据我的体会，就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言，优秀历史学家的判断往往比计量经济学家或计量政治学家的预测更为可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R。斯特拉耶曾分析了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演变，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理论，并据此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过去五十年中产生的政治体系大都没有完成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将付出何种代价取决于许多因素，但转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后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事变证明了斯特拉耶的正确性。相比之下大名鼎鼎的政治学家亨亭顿则甚为荒唐，他曾经赞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多么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的联合。至于经济学家，在这类问题上也高明不到那里去。
在其他人文学科中，经济学家大概最倚重历史学知识。J。N。凯恩斯曾表达这样一种态度：让我们简单地从劳动的科学分工的角度来考察问题，最好是在经济学领域里从事研究的人，尽可能利用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材料，而不去花时间研究属于纯粹历史学家的领域的问题。历史研究搞得越仔细越好；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切认真的工作也将会帮助而不是阻碍其他领域的研究。这是一种应有的谦逊的态度。
但公允地说，其他人文学科还是应该承认经济学的某种优越性。科学的本性之一是概括。经济学的两条最基本的假设，本身也是一种概括；在此前提下依靠逻辑推出结论来，还是概括。其他学科若反对这种方法，便没有了概括，也便没有了科学性；但若接受这种方法，便等于向经济学投降。其他学科的内部纷争不断，原因大抵如此；纷争不断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经济学也不成熟，内部也有争论，但性质不一样。
“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当今时代就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
如果眼界放得再开些，要看到科学不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科学之外有艺术，有宗教。科学总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需要夸张，宗教需要盲从，在这里，经济学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帮助。没有哪个保险公司敢于无条件地向死亡担保，而死亡所引起的关于彼岸世界的幻想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东西，任凭哪个经济学家也构造不出什么制度使得这种不确定性有些许减低。我相信，在人类巨大的无知面前，经济学帝国主义太过渺小了。
中国式口号文化的法理解构
？ 刘武俊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口号文化颇为悠久和发达的国度。口号这种颇具感召力和号召力的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浓缩了一个时代的主流信息，概括了一个社会的鲜明主题，积淀和充斥着情绪、欲望、主张、观念乃至信仰。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了与异己之声相对峙的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自己斩钉截铁的语义和激昂奔放的气势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口号特有的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思辨等统统拒之门外。客观地讲，口号这种话语形式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磁场”。然而，口号的感性宣泄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转变为一种灾难。学者的使命或许就是在口号的喧哗声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为种种流行的口号划上问号，进行学理层面的解读、梳理和反思，以期消解和剔除其可能误导民众的负面因素。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口号这种话语形式永远会存在和流行下去，学者的使命可谓任重而道远。
口号这种话语形式在中国的法治领域同样颇为流行，这种被强大的舆论支持着的法治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家有义务对某些带有话语霸权色彩的法治口号进行学理上的解构、梳理，尽可能消除法治口号潜在的阴影，以期为公众全面理解法治口号提供学理支援。下面将选取若干个颇为流行的法治口号进行批判性的法理解构。
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句口号是从“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置换而来的，显然是依法治国方略正式确立之后，“法制”的提法被“法治”所替代的结果。尽管如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依然是一种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
从语境的角度讲，“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显然是作为对“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强大舆论支持而提出来的，这句口号潜在的初衷和主旨就是希冀国家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尽快建构一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试图通过立法规制凸显政府在市场经济时代有衰落迹象的权威，似乎更相信政府有比市场本身创造奇迹的神奇的力量。这一口号其实也为政府以法律的名义过多干预市场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回应的主要是政府的权力要求而非市场自身的逻辑需要。
1993年、1994年前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或法制经济”这一命题成为中国法学界的时髦选题，当时各种法学刊物都不厌其烦地刊载大量观点雷同的文章。在浮躁的法学界功利化的学术炒作之下，这句口号自然而然成为带有话语霸权色彩的主流法律话语，鲜有对其质疑之声。近年来经济立法在数量和规模上的飙升态势，显然是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一口号推波助澜不可分的。
诚然，这句口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自然离不开法律这一游戏规则，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个口号，而应考察并揭示口号赖于存在特定的语境和背景，惟有如此方能揭开其“庐山真面目”。依据学术大师福柯的观点，特定的话语往往就是一种权力的“知识型构”，因而“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成为话语霸权式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界迎合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结果，也是权力与知识通过口号这种独特的话语载体发生暧昧关系的表征。法治的确有其经济维度，不过这种经济维度主要体现为法律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以及约束作为经济人的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交往逻辑和发展规律，企图完全通过立法规制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合乃至管制，显然是一种过于偏执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语）。事实证明
，近乎泛滥的各种经济性法律法规规章已经使经济领域容纳了不少与市场逻辑相悖的负面因素。“法律的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