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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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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起,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分五期连载由戴顽銕翻译、增田涉著的《鲁迅传》,引发文坛普遍关注。杨逵当时也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透过《鲁迅传》得以进一步了解鲁迅的精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去世。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迅即于次日刊登了由他主动提议王诗琅所写的《悼鲁迅》,以及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其生涯与作品》。《悼鲁迅》以卷头言形式出现,其中写道: 
   
  不久以前我们丧失了马琪西姆·高尔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鲁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脏性喘息病去世的讯息。从事文学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中失去了两位敬爱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现今在遥远的那边,在那黄浦江边犹如追悼他一样,愁云覆盖了天地…… 
          王诗琅:《悼鲁迅》,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正是杨逵和他那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共同情感。 
  1938年5月,由于入田春彦自杀的意外促成,杨逵遂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鲁迅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至日本战败前,日本当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发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新文学作品转载完全停止。当时,无论是在台湾,甚至是在东京,《鲁迅全集》都被视为禁书,而入田春彦能够拥有一套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大鲁迅全集》,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人合译,(东京)改造社,1937年出版。,更证明了他的左翼文学青年身份。杨逵曾说: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 
          杨逵语,见《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原载《文艺》第22卷第1号,1983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0页。 
   
  正式阅读《大鲁迅全集》,为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资源。台湾光复后,许寿裳受陈仪邀请,从大陆赴台担任了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旋即成为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许寿裳对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是期望“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期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台湾新生报》1947年5月4日。而实现这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就是把鲁迅思想的传播与台湾的文化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建设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台湾。 
  战后的初期的台湾社会,形成了“中国化”的时代潮流,如《民报》在社论中表示:“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这个题目是明明白白没有讨论的余地。”《民报》社论:《中国化的真精神》,1946年9月11日。随之而来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新文学被大量介绍,而鲁迅作品在台湾文坛的出版、转载无疑最多,这使鲁迅思想成为战后初期两岸文化人沟通的语境。 
  许寿裳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同年即发表《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三篇文章,一年后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从台湾的《中华日报》、《和平日报》、《台湾新生报》三大报刊,到《台湾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据中岛利郎的统计,直接以鲁迅为题的评论和创作文章多达十八篇,这一时期文坛出版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著述为五种 
          此统计见方美芬编,吴兴文、秦贤次补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系略年表》,收入中岛利郎编《鲁迅与台湾新文学》,(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35—237页。。战后初期台湾文坛的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带来了台湾传播鲁迅精神的第二次高潮。 
  得益于入田春彦遗留的《大鲁迅文集》,杨逵在系统的研读中,对鲁迅的精神的理解与传播,更致力于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战后文化重建实践的转化。 
  1946年10月19日,杨逵分别在《中华日报》日文版以及《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诗歌《纪念鲁迅》: 
   
  《纪念鲁迅》 
  呐喊又呐喊/真理的叫唤/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喊//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热肠//一声呐喊/万声响应/如雷又如电/闪光,烁烁//鲁迅未死/我还听着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 
  ——《和平日报》(1946年10月19日) 
   
  《纪念鲁迅》 
  “我有寸铁”/鲁迅从不退缩/立于贫困与龌龊的环境/提刀反抗枪剑的追击/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面对恶势力与反动/呐喊又呐喊/鲁迅如猛狮般锐不可当/敢骂、敢打、敢哭、敢笑/鲁迅是永远的青年/如今到处听见鲁迅的声音/继承者的心中/看见鲁迅的至诚与热情/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革命永生的标杆 
  ——《中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 
   
  1947年1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鲁迅不死”,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声疾呼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先驱同样不朽:“幼春不死!赖和犹在!” 
  1947年1月,杨逵编著的《阿Q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所写的题为《鲁迅先生》的卷头语,集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精神内核的理解: 
   
  鲁迅先生本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年幼时,家有水田四五十亩,生计相当优裕。但在十三岁时,祖父因某事件入狱后,家运就急速中落,寄寓亲戚家时,曾被唤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说集《呐喊》的序文中记载,曾因父亲罹病长达四年,他几乎每天进出当铺和药房。有人说钢铁因锻炼而更坚固,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间锻炼而成的吗?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终前,先生经常因作为被迫害者与被压迫阶级之友,而一再重复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得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笔与铁炮之战斗,作家与军警之战斗,最终,大部分仍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如此,经由先生这般不屈不挠的战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战斗意志更为强韧,组织也益形坚固。……在此所译《阿Q正传》是先生代表作,这是向应受到诅咒之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恳请细腻吟读。只要不扬弃此等恶势力与保守主义,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 
          杨逵:《鲁迅先生》,杨逵编译《阿Q正传》,(台北)东华书局,1947年1月版;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 
   
  1947年1月,杨逵还在《文化交流》发表《阿Q画圆圈》,经由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大陆来台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即“礼义廉耻欠信之士”在光复后大发其财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从杨逵的上述诗文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更多地定位于“人类精神的清道夫”、“呐喊前进的青年”、“被压迫阶级之友”、“战斗的文化战士”等层面上。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杨逵作为战斗型作家的生命经验和行动路线,让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作为自我延伸的理想图像”。 
          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与时代的脉动以及台湾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经由新的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鲁迅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并对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现实发生积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著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1982年,杨逵在美国爱荷华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回答,对于鲁迅的抗议文学和反叛文学,“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 
          《访台湾老作家杨逵》,原载《七十年代》总第154期,1982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与杨逵作为一个战斗的、关怀大众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胡风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也是鲁迅晚年最接近在身边的一位。胡风翻译《送报伕》以后,又将其收录在《弱小民族小说选》中,其背景仍然有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与胡风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之间,应该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胡风在鲁迅精神影响下从事的文学活动,使他和杨逵之间发生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学因缘,有了一种普罗文学精神的沟通。 
  1932年,杨逵投稿《台湾民报》的小说《送报伕》只登出一半,就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杨逵没有放弃,仍然在寻找发表全文的机会。1934年,得知日本东京的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正在征文,杨逵便将《送报伕》投稿过去,结果发表在当年10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号上,并获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日本进步作家给予《送报伕》相当高的评价,而《文学评论》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止销售。 
  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日本进步作家对《送报伕》如是说: 
   
  我认为“送报伕”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过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 
  (龟井胜一郎) 
   
  作为一篇小说,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着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 
  (洼川稻子) 
   
  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他应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 
  (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时,胡风有机会接触到了杨逵的这篇成名作。胡风在1985年悼念杨逵逝世的文章中回忆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罗文学》上读到了杨逵先生的中篇小说《送报伕》。在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迫害之下,台湾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终于觉悟到了非组织集体力量进行斗争不可。这篇作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即译了出来,发表在当时销数很大的《世界知识》上。后来,新文字研究会还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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