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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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0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为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地向全国各地发出文告。台湾也同步参加了这次活动，各类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共达三十多篇。其中，由台湾的左翼进步人士杨逵、谢雪红、杨克煌等人，与大陆来台湾的进步文化人士王思翔、周梦红、楼宪等人共同合作的《和平日报》的几种副刊，表现得最为热烈。它连续几天推出纪念鲁迅专辑，从木刻、版画，到纪念文章，诸如许寿裳的《鲁迅和青年》、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杨逵的诗《纪念鲁迅》、颖瑾的《鲁迅先生传略》、黄荣灿的《中国木刻的保姆——鲁迅》、秋叶《我所信仰的鲁迅》，以及黄荣灿的《鲁迅先生遗像》、耳氏《母女》、陈烟桥《高尔基与鲁迅》等版画作品，计有十六篇（幅）之多。　
　　由于《和平日报》的进步倾向，该报后来被迫改组。报社副社长张煦本也曾谈道：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台湾和平日报因被当时的台湾行政官公署认为不能作充分的配合，颇有难以为继之势，我受台湾社长的邀请，受聘为和平日报复社长兼总编辑……（中略）我，到了台湾以后曾在编辑方针上做过相当的修正，以消解行政长官公署方面的误会。　
　　　　　　　　　　张煦本：《工作在浙西及台湾》，《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11月，第30页。　
　　　
　　《和平日报》改组后，楼宪、周梦江离开了报社，王思翔苦苦坚持到1947年3月，并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于3月2日主编了《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最后一期（一百二十三期），并登载有纪弦新诗《虚无主义》、《故乡》与《窒息》等三首。3月8日，一度停顿的《和平日报》重新出刊，针对“二二八事件”刊登《省处理会告全国台胞书》，并冠之以醒目的标题：“这件事件动机单纯/完全出诸爱国热情/要求肃清贪官污吏刷新本省政治/不仅不排外并且欢迎外省同胞合作”。3月12日避居台北的原报社社长李上根与发行人韦佩弦重返台中，接掌报社，正式发行《和平日报》的“台北临时版”，王思翔遂告假还乡。没有了左翼编辑力量支撑的报纸很快失却了原有的进步风格。《和平日报》的“台北临时版”发行不久，也遭遇了停刊命运。　
　　《和平日报》创办期间，与其有着“兄弟刊物”关系的《新知识》月刊也于1946年8月15日创刊，发行人张星建，主编为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由中央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实际出资人是张焕珪。这份刊物，实际上是“一份由台湾文化人士出资，而由文化人出面组稿的综合性刊物。”　
　　　　　　　　　　秦贤次：《〈新知识〉导言》，原载《新知识》第1期，1946年8月15日。　
　　《新知识》创办的缘起，是因为王思翔、周梦江等人在《和平日报》报社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大陆的报刊，其中有不少与官方持不同观点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是一般台湾人所无法接触的，因此“萌发了办一份刊物的念头，想把这种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文章和资料选载或摘录成辑，公开发行。”　
　　　　　　　　　　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28页。这一想法得到了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的支持，有说谢雪红还变卖了一副首饰资助出版。　
　　《新知识》三分之一为新发表的文章，其余为选录转载的文章，其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和社会真相披露。据王思翔回忆，《新知识》“以介绍祖国大陆各报刊有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重大问题的言论为主，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钳制封锁，可是因政治色彩太浓，一印成就被查禁了，只由印刷工人偷出几百本散发给熟悉的读者。”　
　　　　　　　　　　张禹（王思翔）：《一幅半个世纪前的插图》，原载《江淮日报》1994年9月16日；收入《从心随笔》，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20—121页。　
　　杨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编辑工作，但他与这种刊物的核心编辑王思翔、周梦江、楼宪关系密切，有着《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历史渊源和同道志向，因而持续与该报编辑群合作。杨逵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标志了他战后初期理想信仰受挫、思想认知转折的文章《为此一年哭》，就发表于《新知识》创刊号。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漫漫长夜，杨逵是那么急切地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首阳农园的“隐士”气节，“焦土会”的抗争志向，收听日皇投降广播时的欢喜若狂，让杨逵一次次经受了时代情感的巨大洗礼。台湾光复后，为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杨逵办刊物、写文章，四处奔走，多方努力，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但光复一年的社会现实又是如何呢？　
　　《为此一年哭》写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业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炒菜补，死不死生无路，贪官污吏拉不尽，奸商倚势欺良民，是非都颠倒，恶毒在横行，这成一个什么世界呢？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这种如此大胆地揭示了现实真相，针砭社会时弊的作品，杨逵将它投稿给《新知识》，《新知识》也在显著位置发表，可见杨逵对这个刊物的高度认同，以及同办刊人编辑方针之间达到的精神默契。杨逵在表达了自己失望、痛苦的情绪之后，誓言坚决追求民主自由：　
　　　
　　“自今天起天天是争取民主日，年年是争取民主年。”我坚决的想，不要再哭了。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在《新知识》仅出一期即被查禁之后，同年年底台中一家新的报社成立，《新知识》主编之一周梦江曾推荐杨逵应征编辑工作，却因为过去从事社会运动的历史，而不被当局录用。杨逵没有气馁，他很快开始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又一程出发。　
　　杨逵在从事《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参与了《台湾评论》杂志社的工作。1946年7月1日，《台湾评论》月刊在台北市创刊，它由刘启光集资，林忠、丘念台、李纯青和周天启等人共同创办，一共出刊四期。　
　　《台湾评论》的主编由李纯青　李纯青（1908—1990），祖籍台湾，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以后来往于海峡两岸。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同年进东京大学社会系。翌年9月回中国参加抗战，先后在上海、重庆、香港任《大公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评及专栏文章，为当时著名评论家。发动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光复预作准备。抗战胜利后返台参加受降典礼，并率记者团巡回全岛访问。1945年李万居创办《台湾新生报》之初，曾邀请李纯青担任主笔之一。主编《台湾评论》，1946年在台北出版评论集《献曝》。二二八事件之后，在上海报刊撰文声援，支持台湾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担任，编辑为王白渊、苏新。是年，杨逵进入《台湾评论》杂志社。这是一份中日文合刊的综合月刊，稿源主要由李纯青在上海负责采集大陆民主刊物的文章来提供，苏新、王白渊实际负责台湾的编务工作。　
　　上述创办人多为大陆返台人士，刘启光是日据时期农民组合的干部，在大陆时又与军统过从甚密。周天启曾是20年代活跃的左翼分子，担任过台湾文化协会的干部，后来曾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编李纯青，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光复后以《大公报》名义返回台湾，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从创办人的背景来看，《台湾评论》作为日据时期的左翼分子战后重新聚集而创办的刊物，在主编李纯青的思想主导下，明显的带有左翼批判精神。杨逵对这个刊物的认同和参与，与其参加过30年代农民运动以及左翼倾向不无关系，他针砭陈仪政府的文章《倾听人民的声音》即在该杂志刊出。从丘念台的《对台湾省政治的期望》、林忠的《台湾政治怎么才能明朗化》、刘启光的《反省、觉悟》等发表于1946年7月创刊号上的文章来看，“他们的诉求，主要还是基于三民主义实行地方自治，民生主义经济下允许的产业自治，同时不忘呼吁弥平省、内外的隔阂，而这些主张其实是延续了他们在重庆‘台湾革命同盟会’时期的建言。”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40页。　
　　在《台湾评论》的创刊号上，李纯青因发表《中国政治与台湾》一文，公开赞扬共产党的新四军，很快遭到国民党党部的禁售处分，CC派省党部组委李翼中马上批评《台湾评论》“创刊号出，异党作品，赫然刺目，反动言论连篇累牍，余不胜骇然”。此事造成了一时轰动，原定价十五元的刊物，市价一下子涨到四十元。1946年10月10日，《台湾评论》苦苦支撑到第四期后，终于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勒令停刊。　
　　杨逵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步伐，他时刻在寻找新的出击方向。　
　　1946年间，杨逵在台中市大同路新北里存义巷十二号的住处，创立了民众出版社，发行人注明叶陶。预计出版“小说故事篇”四册，内容有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周定山的《憨光义·王仔英》、林荆南的《鸭血王》，以及杨逵的《送报伕》；“歌谣俚言篇”三册，内容包括《谢赖登歌集》、《陈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常识论说篇”三册，主要由《宪政问答》、《民主问答》、《自治问答》组成。这种出版路向，不仅体现了杨逵对台湾当下时局与社会发展前途的热切关注，而且凸显出杨逵对台湾新文学传统的薪传以及对民间文学宝库的发掘。　
　　1947年1月，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由民众出版社出版，在封底广告上，列出了上述预计出版发行书目。但接踵而来的“二二八事件”，让台湾陷入动荡的时局，民众出版社原定的出版计划，也因杨逵同年4月的被捕入狱而夭折。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四、1947：《文化交流》与“中国文艺丛书”　　
　　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如何让遭受日本异族统治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推展良好的中国化路线，就成为外省籍与本省籍的作家、文人共同关心的议题。对于杨逵而言，文化交流，两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