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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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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生在担任“新文艺”主编时,大力提倡“用脚写”,意思就是要写自己亲自经验的事情,这样写出来才是“真”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足以有力量去感动他人,让他人产生出力量。萧翔文:《杨逵先生与力行报副刊》,《台湾诗史“银铃会”论文集》,(彰化)台湾磺溪文化学会1995年6月版,第82页。 
   
  有感于两岸之间存在的“澎湖沟”,杨逵对于消除省内外隔阂的问题,表现出更为热切和积极的关注。他多次呼吁,“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合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大家都需要通力合作以便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大家就需要互相了解,深切的交流。”杨逵:《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2页。“因此,我由衷地向爱国忧民的文学工作同志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新生报》,1948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4页。 
  杨逵把加强省内外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和交流,看作是将台湾新文学发展为中国文学一环的重大工作之一。在文化实践中,杨逵更是身体力行,用自身行动促进文艺界的团结合作。从光复初期与大陆文艺青年王思翔共同主编《文化交流》,到1948年8月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创办《台湾文学丛刊》,再至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重建的积极建言,都可看出杨逵对省内外文艺界团结、两岸文化交流的一贯努力。 
  然而,随着1949年的全省动乱,《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戛然中断,诸多文艺界的志士仁人不幸被捕入狱,杨逵的文学再出发转瞬间变成了绿岛梦魇。 
  这之后,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先是经历了戒严时代强权政治的挫杀,又被“台湾意识文学论”所扭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成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直到90年代末期,经由人间杂志社的有识之士力尽艰辛,重新发掘了这批珍贵的文学史资料,并结集为《1947…1949台湾新文学问题论议集》,才将这场讨论的完整面貌公诸于众,这无疑是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澄清和还原。 
  总的来看,1947—1949年的台湾文坛,尽管有着高压政治留下的痛苦记忆,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却以勇敢的探索精神和携手并肩的愿望,留下了政治黯淡岁月里两岸作家结盟文坛、重建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见证。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小说,无疑是杨逵文学创作的重镇。杨逵一向视文学为社会运动的延伸,藉由小说的传播更真实生动地唤起民众,去发现社会的弊病和问题,进而引发改造现实的行动,引导民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益和社会的美好前景而斗争,这就成为杨逵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杨逵对于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始终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他的文坛地位,也首先是从小说领域确立的。小说,不仅成为杨逵普罗文学观的实践场域,更凝聚了他对于殖民地台湾的血泪经验和人生期待,寄托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悲悯情怀和审美理想。 
  杨逵一生创作小说四十篇,生前公开发表的有二十六篇,另外十四篇则为从未发表过之手稿。以创作的文学工具区别之,可以分为日文与中文两部分,前者为日据时期的写作,杨逵的小说实践主要是在这一时期。从二十二岁的杨逵于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到五十二岁的杨逵于1957年6月在绿岛监狱完成他最后一篇小说《才八十五岁的女人》,这期间,杨逵小说创作的起始与终结足足相隔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小说生涯中,尽管杨逵以《送报伕》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又因《压不扁的玫瑰花》成为年轻一代仰慕的抗日英雄,但杨逵心中还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日据时期,杨逵曾经有将《死》、《红鼻子》以及《剁柴囝仔》三篇作品写成大河小说的计划,但最终却只写到第一章而无下文。《死》曾连载于《台湾新民报》,1935年4月2日至5月2日。依据杨逵的创作底稿来看,原名为《贫农的变死》,是长篇小说《立志》的第一章,以台湾话文书写,许多修改的部分将台湾话文改为北京话文,可能是赖和的笔迹。其五章的标题依序是:“立志”、“苦斗”、“慈善家的假面具”、“迷梦”、“曙光”。依第一章情节的发展来看,杨逵有意将自己参加农民组织的斗争经验融入其中,可惜未能完成。 
  《红鼻子》为日文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报》1944年4月以后,是长篇小说《侵略者》第一部分。此在杨逵剪辑报资料中所发现,剪贴封面里有杨逵笔迹条列长篇小说《侵略者》之五章标题如下:“1。 
          赤鼻,2。 牺牲,3。 侵略;4。若人,5。 新生”。目前仅见《红鼻子》一章。 
  《剁柴囝仔》写于1932年4月14日,为台湾话文创作,未曾发表。光复以后,正值人生壮年的杨逵,在194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鹅妈妈出嫁》之后,也曾雄心勃勃地计划多写几篇小说,以历史见证者再现台湾的历史影像和社会现实风貌。更何况,作为小说家的杨逵,毕竟留给小说史的作品数量还不够丰富,毕竟还没有从容而完整地实现长篇小说的创作心愿。然而,漫长而辛酸的日据时期,不断剥夺杨逵这一代作家的生存权利和写作空间,并造成艺术的“难产”和低产;原本渴望在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又不幸因绿岛冤狱而中断。这一切,诉说着小说家杨逵无法自由伸展创作理想的太多遗憾与愤懑,更见证了台湾一代新文学作家颠沛流离的时代命运。  
一、主题形态:殖民地创伤与抗争精神  
  杨逵的文学创作,缘起于创伤性的殖民地生存经验。 
  日据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异族统治造成的殖民地痛苦,以及被压迫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台湾人的生命过程。对于杨逵而言,他在十岁那年所感受到的创伤性童年经验,也就是1915年家乡台南一带发生的噍吧哖事件,则成为影响他一生志向和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源。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残酷的大屠杀,除了引起杨逵强烈的仇恨,还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而中学时代读到日本人秋泽鸟川所著《台湾匪志》激起的心灵震撼,却更令杨逵精神轰毁。多年之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我的回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等一系列文章里,杨逵多次提及这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页。 
   
  明明是对日本压迫政治的反抗,但在书中却被当作“匪贼”来处理,我深感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决心研读自己所喜欢的小说,并想藉小说创作,来矫正这被歪曲的历史。戴国煇、若林正丈:《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原载《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2页。 
   
  痛感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力与谎言,震惊于权力话语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杨逵乃萌发强烈的创作冲动。通过文学叙事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还原和见证殖民地台湾的生存真相,就成为他创作的最初动机,并延伸出他一生追求的文学方向: 
   
  我生长在日本的异族统治下,我成人以后从事的无论是实际行动的文化运动、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以至后来的文学创作,无不是跟我整个反侵略、反帝国殖民政策、反阶级压迫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有关,直到今天,我的文学观依然如此。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页。 
   
  正是基于用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创作动机,杨逵一生都在以“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抗争姿态,来写那种“反映时代,带动时代”的小说,这使他与赖和一道,成为台湾抗议文学传统的开创者。 
  走进杨逵的小说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在讲述殖民地人民的创伤性经验,都在抗议残酷的殖民统治制度。这无疑构成杨逵小说具有统摄意义的主题指向。 
  杨逵的小说,一向以反压迫、反殖民的精神而著称。赶走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我国土,这是杨逵最为关心的主题,他的批判锋芒,直逼日本殖民体制和殖民政策,有一种怒目金刚式的抗议和直捣黄龙的勇气。与同时代台湾作家相比,同样是表现对日本殖民者的抗议,杨逵有其独特的侧重点。如果说,赖和是以深沉的控诉力量,去揭露日本殖民者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灾难;那么,继承了赖和抗议精神的杨逵,则是站在揭露与控诉的立场上,更着力描写了台湾人民不断走向觉醒与斗争的希望和远景,启示人们执著于坚定的行动力量,寻求光明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龙瑛宗认为,杨逵的小说“是指示历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龙瑛宗:《血与泪的历史》,原载《中华日报》1996年8月29日。他对于日据下台湾人民苦难命运的承担,他对于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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