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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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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杨逵没有忘记他最初立下的文学志愿。1925年10月,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开始蓬勃起步,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一时成为文坛主流。杨逵得风气之先,很快融入这样的文学运动。他不仅大量阅读了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接触了普罗文学家所创办的《文艺战线》、《战旗》等杂志;还结识了秋田雨雀、岛木健作、叶山嘉树、洼川稻子、前田广一郎、德永直、贵司山治、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武田麟太郎等日本著名作家。与日本文坛的往来,丰富了杨逵的文学经验,也使他和日本进步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杨逵最困难的时候,宫本百合子曾送给他十元生活费,这令他深为感动。他还直接参加了日本新剧领导人、普罗文学作家佐佐木孝丸主持的“演剧研究会”,以戏剧为武器,直接影响于社会。 
  1927年9月,杨逵的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以“杨贵”本名发表于东京记者联盟机关志《号外》(月刊)上。杨逵拿到了七元五角钱的稿酬,这是他最初的文学试笔,也是他第一次领取稿酬。但这篇处女作给杨逵带来的,不是甜美的回忆,而是一种余悸犹存的感觉。那时,为生活所迫的杨逵,每天在日本帝国议会议事堂的修建工程中当建筑小工,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差点丢了命;他的处女作就是在这种惊恐之中写出来的,作品内容也正是反映自己这一时期的打工生涯。杨逵于30年代发表的成名作《送报伕》,呈现的仍旧是这段日本生活的经验。事实上,杨逵后来所拥有的“普罗文学健将”之称,究其源头,还是得力于当年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和奠基。 
  1927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达到顶峰,农民团体、工人团体、文化团体纷纷成立,斗士的需要也就显得非常迫切。杨逵在东京,经常接到各种团体负责人的来信或电报,催促他返回台湾参加社会运动。那时,他虽然学业尚未完成,但也觉得情势迫切;于是,带着飘泊东京的人生历练,怀着新的思想主张与实践经验,响应台湾农民组合召唤的杨逵,于1927年9月踏上了返回台湾的道路,准备迎接一场更为艰辛的战斗。在归程中,杨逵脑海里所浮现的是这样一幕: 
   
  我满怀着信心,从巨轮蓬莱号的甲板凝视着台湾的春天——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这恶臭逼人的血脓的迸流!杨逵:《送报伕》,《鹅妈妈出嫁》,(台北)香草山出版社1976年5月版,第135页。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四、时代前沿的革命伴侣  
  1927年,在台湾民族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 
  1927年,在杨逵个人的生命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新的起点。 
  从社会形势来看,一方面,台湾的工农运动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大力鼓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北门、新营、大化、二林、桃园等地的农民组合支部纷纷成立,全岛性的多行业工人罢工浪潮也此起彼伏。台湾农民组合在当时颇具力量,拥有两万多会员、十多个支部的阵势,本部设在台中,农民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抗日本人。 
  另一方面,随着多种世界性政治文化思潮在台湾文化协会内部的逐渐滋长,原本以民族自决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1927年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公会堂举行临时总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分裂成两派。其右翼以民族主义派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为代表,他们认为台湾应以民族运动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借以与资本家相抗衡,因而主张采用合法手段,在不触犯日本宪法的前提下,改良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一派宣布退出文艺协会,另组台湾民众党。其左翼以社会主义派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成立了“新文协”,并主持日后工作。他们认为台湾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发展,主张将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强调以阶级运动作为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政府斗争的主线,并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惟一目的,推行阶级运动,争取台湾的民族解放,以达成阶级解放的目标。台湾文化协会在内部的矛盾斗争和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从1927年的分裂到1931年底濒临瓦解,这使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开始面临着从高潮走向低落的变化,革命队伍也经历着分化重组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转捩点上,杨逵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开始了一个文化斗士为理想而奔走呼号的革命生涯。几乎是一踏上台湾的土地,杨逵就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浪潮中去。在台北的文化协会认识了连温卿,随即参加“文协”举办的民众演讲会,巡回各地进行抗日民族思想的宣传工作。 
  不久,杨逵在台中与农民组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赵港相会,由于志同道合遂组织研究会。之后,杨逵屡接简吉电报,造访简吉于凤山农民组合,在此认识叶陶,开始了他生命与感情的另一纪元。 
  1927年10月,杨逵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同年12月5日,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宣言,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十八名中央委员会中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全力以赴投入农民组合运动的杨逵,在拥有两万五千会员的台湾农民组合中,后来成为其政治、组织、教育三个部门的部长。他以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出入于社会运动斗争的前线。 
  1928年2月3日,台湾农民组合组织了特别活动队,杨逵负责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并担任竹林争议事件负责人。同年,他又受聘于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后因竹林争议事件,与农民组合委员长简吉意见相左。由于工作意见的分歧,再加之个人的成见和恩怨,简吉先是污蔑杨逵懒于工作,忙着和叶陶谈恋爱;然后又造谣言,说杨逵与实际上关系并不密切的连温卿组织“反干部派”,遂两次动员投票,勉强得胜,剥夺了杨逵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杨逵作为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的位置。 
  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渗入了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杨逵对此心里有数,但并未与他们密切接触。杨逵对文学仍然怀抱一种使命感,因而不能转入“地下”。而另一方面,台湾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看到杨逵在农民运动中东奔西走,四处演讲,随时有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的风险,也无意于向杨逵表白什么,以免牵连地下党的安全。这之后,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运动的弹压政策越来越紧张,抗日民族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更加复杂,在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中受到双重排斥的杨逵,逐渐由社会运动的峰巅状态趋于沉寂,转向另外一种角色和方式的斗争。 
  尽管参加社会运动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乃至个人的挫伤,杨逵仍然抱定了始终不渝的信念和热切峻急的姿态,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台湾的抗日民族事业中。那时的杨逵,始终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曾用大写的一首诗贴在案前墙上——“扬帆出大海,风浪日常事。顺风虽爽快,逆风也不惧。”这无疑成为杨逵从事社会运动的形象写照。更具体的实践与行动,可从杨逵的回忆中略见一斑: 
   
  民国十五六年前后,政治社会运动在台湾正炽烈进行着,文化团体、农工组合等像雨后春笋般抬起头来,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台湾青年会”,办“台湾青年”,暑期间回来带动巡回演讲队,深入穷乡僻壤,举行文化活动,做政治宣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十六年九月中,我自东京回到台湾,当天晚上就参加文化协会的演讲活动,随后跟着农民组合的演讲团,几乎跑遍三分之一南台湾的乡村。往往,山区几十里路才有两三处人家,必须费好大力气才能纠集起来办演讲;有时,天色黑了,正在半途中,前不着村,后不接店,就随便找个茅棚,寻些稻秆铺在泥地上过夜。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7页。 
   
  在日据时期从事农民运动,不仅仅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更要承担生命风险。为了逃避日本警察,杨逵要随时寻找树林或甘蔗园隐藏起来。炎热的夏天,躲在密不透风的地方,身上常常被蚊虫叮咬得红肿一片。有时情势紧急,眼看日本警察追捕过来,来不及隐藏的杨逵,便叫农民把他装入麻袋内,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以此躲过劫难。颠沛流离中有过多少次的生命危险,早已融进那段苦难的历史,仅在日据时期,杨逵被日本人逮捕就多达十次,进出监狱成了家常便饭。 
  在如此艰苦的社会运动时期,杨逵有幸认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与他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人生伴侣叶陶。与叶陶的相遇、相知、相惜,到结为牵手相伴一生,是杨逵能够度过坎坷命运的情感支撑,也是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他们两个共同书写的,是日据时期台湾革命者的一部爱情传奇。 
  作为从传统生活中走出来的新女性,叶陶为台湾的农民组织、文化启蒙、政治运动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奇女子,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叶陶,1904年5月25日生于高雄市旗后。父亲叶赐曾念过私塾,靠勤奋谋生,后来经营古物、杂货、米店等行业,终于白手起家。他曾被推为保正(今里长),在街坊邻里颇有影响力。母亲黄美邻,人称“赐婶”,平日为人豪爽,不愿受传统生活环境束缚,常于台湾岛内乃至祖国大陆旅游。父母开通明理,家业和睦兴旺;叶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很早就显示出性格中不平凡的一面。 
  叶陶年幼时,身边有婢女菊花伺奉,是一个中等家庭衣食无忧的大小姐。但她个性要强,从小不甘于人后。叶陶小的时候,按照当时风俗,父母曾为她缠足。成长的过程中,叶陶不断反抗,后来索性把裹脚布扔到旗津海里看它随波而去。九岁那年,得以天足进入平和公学校读书。日据时期的台湾,由于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和当时的歧视教育政策,女孩子入校就读者数量甚微。叶陶得益于家庭的开明风气,一方面于公学校接受日本教育,另一方面亦读汉塾,从三字经、千字文一直读到《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经文。叶陶从公学校毕业时,由于成绩出色,被送至附设于台南师范的教员养成所受训。教员养成所是日本人为培养本岛人的师资而特别设置的,学员来自台南各地,本期为二十人。叶陶性格乐观,颇有男子气;平时不甘寂寞,好强争胜,凡事常常带头,与同学相处融洽,为人仗义,颇得人缘。一年的受训结束后,年仅十五岁的叶陶于1919年被派往高雄公学校盐埕分教场任教。后因盐埕一带地皮昂贵择址在三块厝建校,成为第三公学校。时任教师的叶陶,喜欢唱歌弹琴,性格爽朗活泼,讲起课来声音洪亮,督促学生严厉认真,学生们对她又怕又爱,私下里称她“乌鸡母”,颇能传其个性神韵。 
  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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