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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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司机不但把车开进了胡同，而且完全采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开进去倒出来，而是倒进去再开出来。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对她肃然起敬。惟独詹丽颖只觉得好玩，还不能同七姑的情绪取得完全的共鸣。
小轿车在潘家和潘家邻居们的一片欢喧声中开出了胡同。车上，詹丽颖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后面当中是新娘，新娘左边是七姑，右边是孟昭英。
新娘潘秀娅的心情不能用“激动”这个词来形容，她处在一种平静的满足感中。孟昭英虽说握住新娘子一只手，微笑着，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莲蓬——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七姑盘算着一会儿该怎么样为女家争得最充分的脸面——只有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她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
詹丽颖从前座上扭过身子，望着新娘子，照例毫无顾忌地评头论足：“咳呀，你这身西服剪裁得可真不错，可就是颜色嘛——跟你里头的衬衫太不协调！干吗非这么桃红柳绿地搭配？该有点中间过渡色的东西点缀点缀，平衡一下才好……”她这人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车子开到一处地方，她招呼司机说：“师傅师傅，边上停停，我得办件急事！”司机以为她要下车方便，只好朝边上靠去，七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个碴儿？不能停！不能停！”
司机不能不心烦。你们究竟有没有准主意？究竟听谁的才对？他车子既然已经靠近马路边了，那里又正好是准停车处，也就不顾七姑的抗议，停了下来。詹丽颖麻利地开门跳了出去，笑嘻嘻地对司机说：“三分钟！保准回来！”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七姑大声抱怨起来：“这是怎么着说的？迎亲的‘小轿子’怎么能中间随便停下？这可有个不好的讲头，可要不得！”她质问孟昭英：“你婆婆是怎么搞的？找了这么个着三不着两的人物来迎亲？他们院里就再没有合适的‘全可人’了？”
孟昭英解释说：“原先请的是澹台智珠，您听说过吧？唱京剧的名角儿，可不像她这么风风火火地没个稳重劲儿……要不，咱们走吧，甭等她了——她指不定又要兴出个什么怪来呢……”
七姑只是咬着牙叹气，心想扔下她也不是个事儿——迎亲的半路上撤了个迎亲的主儿，那讲头可更不吉利……
三分钟过去了，詹丽颖没有回来。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影儿。不光司机抱怨，七姑愠怒，孟昭英着急，新娘子潘秀娅也沉不住气了……到第八分钟的时候，詹丽颖飘然归来。她拉开门坐进车中，呼哧带喘，正当七姑就要冲她发作时，她却笑吟吟地把一样东西递给七姑，解释说：“我上下班总路过这家百货商店，早留下了印象——他们卖的这号别针不俗，我看今天新娘子的这身打扮上，还就缺这么个别针……七姑您有眼力，您给瞧瞧这花样、手工怎么样？您这就给她戴上吧，您能戴得恰到好处……”
司机继续开车向前，七姑接过了一个漂亮的织锦面小首饰盒，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亮闪闪的领针，银丝弯成的变形叶片上，缀着些琥珀色和蓝紫色的假宝石，确实精巧雅致，遂转怒为喜，赞叹地说：“哟，敢情您买这个去啦？真不赖呀……”
七姑便把那领针给新娘子别上，孟昭英也夸赞说：“詹姨说得真对，秀娅别上这个，西服跟衬衫就不那么显得扎眼了。这别针就是‘中间过渡色’吧？单看着似乎不那么艳丽，往领口这儿一别，嗬，电影明星似的！”
潘秀娅便由衷地致谢说：“詹姨，这少说也得好几块吧？您不是早就送过礼了吗？又买这个——真让人过意不去！”
詹丽颖爽朗地大笑着：“那有什么！快别说这个！小跃子是我眼瞧着长大的，他跟你办事，我当姨的有什么舍不得？我要早想到这个，还能从从容容地给你挑个更好看的哩……”
小轿车里的气氛，顿时达到一个喜幸、融洽的高峰。
巳 （上午9时～11时）新娘子终于被迎到了新房中（2）
但是詹丽颖这人既能在一个举动里让人对她敬爱有加，也能在一句话上使人对她生烦生厌。
小轿车加速向钟鼓楼而去。詹丽颖想到刚才的即兴采买，发议论说：“算我这回运气好，进门走拢柜台就买上了……可真是千载难逢——以前我去商店买东西，不是遇上售货员在柜台里头光顾互相说话，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儿来回来去数一叠钞票、单据，硬不抬头……真讨厌死了！”
潘秀娅低下了头。不是害臊，而是不快——这詹姨是怎么回事儿？她难道忘了，我潘秀娅也是站柜台的嘛！
潘秀娅在照相馆里属于营业组。她并不会照相，也不懂暗房技术，她们营业组就是在柜台里头接待顾客，或给要照相的顾客开票，或收验底片、开出冲洗加印的票据，或根据顾客递上的票据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时也兼卖一点照相器材和胶卷、相册什么的，也兼办出租相机的手续。比起一般商店，他们每天接待的顾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紧张，可潘秀娅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恰好有詹丽颖所指出的两个习惯——潘秀娅就常常是顾客站拢柜台外面，已经开始向她发话，她也明明瞧见了，却偏要扭过头去，跟同事用一种在家里聊天式的语气，接着刚才的一个什么话碴儿，当着顾客的面絮絮地说上那么一会儿，比如议论他们馆里刚散发完的电影票：“……你瞧多缺德！他们暗房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给咱们的全是后排的边座儿！我这张更倒霉了，我就知道这座儿紧挨着厕所，味儿着呢！我要跟大老王换，你猜怎么着，他冲我学猫叫——恶心劲儿的，那么大岁数了，也不怕寒碜……”顾客这时候必然不耐烦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门叫唤，有的更干脆指责起来：“嘿，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怎么不理人哪？”她这才转过脸来，懒懒地问：“你要什么呀？”……点款、点单据，说起来确也有相当的必要性，特别是百货商场一类地方，每个营业组一天要定时向银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娅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点款、点单据大大地怠慢一番顾客——她点款点单据时就专爱站在柜台边上、最接近顾客的地方，顾客来了必然要同她搭话，希望她停下来予以接待。她呢，则越发点得起劲，故意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顾客不免就要嚷嚷起来，追究她的服务态度，先是她，后来又必然有其他同事凑拢来，向那顾客理直气壮地申明：“这是我们的业务，你懂吗？不清点行吗？清点的时候就没必要理你！”有的顾客或者还要质问：“你们既然清点的时候不接待顾客，那干吗不到后头清点去？”她和同事们照例是反击曰：“我们爱在哪儿清点就在哪儿清点，你管得着吗？”……
起码在北京，柜台服务人员的这两种表现构成了服务态度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顽症，不知有没有人从这类表现入手，探察过潘秀娅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类表现的特殊心态？（这两种表现又主要集中体现在青年柜台服务人员身上。）
倘若有人盯着潘秀娅问：“你怎么会有这两种表现呢？”她怕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再问：“那你们哪儿学来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说：“没有人专门教给我，是我看来的——在我没工作之前，我还在柜台外边当顾客的时候，人家就那么对待我的。”倘再紧盯着问下去：“那时你不会觉得好受吧？为什么一旦你站到柜台里头去了，你就跟着学起这套做派来了呢？”她一定答不出来了，真的答不出来。因为她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习惯。换句话说，像她这样的青年，不太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和流逝着的人生，她只有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浅思维”。
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养，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有对她施以有形、无形影响的具体社会环境。
她同薛纪跃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中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现在已经绝迹。如他曾吹制发卖过“ 噔”——这是一种劣质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芦形，儿童把类似瓶口的一头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气，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随气流的冲击“ ”作声；当然，这种玩具很容易吹破，对儿童的呼吸道有弊无利，弄不好还会割破儿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制发卖过“香面子”——就是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植物，焙干后研磨成细末儿，装入碎绸缝的荷包，卖给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卖的时候照例吹嘘说拌入了麝香，其实除了挂在摊头以充样品的荷包中确有一点麝香外，其余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这东西后来也被时代所淘汰。他也还卖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东西，直到解放后庙会活动结束。后来他才到洗染店当了店员，去年退了休。潘秀娅的母亲说起来还是下嫁给她父亲的。母亲家虽说也是在庙会上摆摊卖货的，但那摊、那货，都要气派得多。潘秀娅的姥爷是经营假发的，每年冬天庙会萧条期，他就肩上扛个褡裢，到关外去——一直走到图们江边，收购妇女发辫。据说当年以“鲜族”（即朝鲜族）妇女的头发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娅姥爷要跑那儿收购去。开春后，姥爷回来了，便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髻儿、纂儿……然后拿到庙会上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才算上品，乌黑的反卖不出价儿，因为头发越黑则越脆，不坚牢。这样一种经营当然是卖“ 噔”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潘秀娅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潘秀娅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性地卖一阵冰棍，基本上只是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家里主要指靠潘秀娅父亲挣工资过日子，这才渐渐消了锐气。
这样的一种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荡、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深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感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敏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店的粮食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并成之有因。
巳 （上午9时～11时）新娘子终于被迎到了新房中（3）
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数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沉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之中，或成为工交系统中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那部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