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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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着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着……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锛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着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着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
“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辰 （上午7时～9时）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1）
“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着：“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48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煳的气味，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儿辣椒末、洒一点儿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愣。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①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着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着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像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辰 （上午7时～9时）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2）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