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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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她总能欣然接受。虽然重庆带给了她数不尽的痛苦和屈辱，但当她告别这座山城时 ，却仍能不无怀念地说：“当飞机徐徐飞起，山城变得越来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条线时，心中不免起了眷恋之情，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当你离 开了一个地方时，会将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淡出，而在那一瞬间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1941年，胡蝶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影坛，4年的时间杳无音信，她已经成了一个谜。而这4年中的悲欢离合，也在人们各种各样的猜度谣传 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即便是在她80岁时写的传记中，她也只是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对于个人 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蝶舞人生——胡蝶戏如人生（1）（图）
《姊妹花》，在这部影片里，胡蝶生动的演艺了一对双胞胎姊妹。该片成为她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
胡蝶的一生曲折坎坷，但内容却十分丰富。作为一个演员，胡蝶并没有终日沉浸在“影后”的光环之中，而是始终对她所钟爱的电影事业 孜孜以求，不断塑造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在胡蝶初登影坛的时候，人们将她视为花瓶，认为她只是徒有其表，演技平平。胡蝶对此 不予理睬，而是潜心研究电影，提高演技。 胡蝶的演艺生涯，从二十年代末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出演影片80余部。然而，她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在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初，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与压榨而逆来顺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歌女形象刻 画得相当成功。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她塑造的秀娟不但富有反抗精神，而且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广受好评。最成功的还要属她 主演的《姊妹花》，这部电影是她表演艺术的巅峰之作。 影片中，她一人饰演两个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双胞胎姐妹大宝、二宝。她将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演绎得鲜活生动。果然，电影 公映后，打破了国内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 后来她又远赴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演出，也大获好评。胡蝶饰演过娘姨、慈母、女教师、女演员、娼妓、舞女、阔小姐、劳动妇女、 工厂女工等多种角色，胡蝶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成为三十年代我国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与潘有声结婚以后，胡蝶本打算就此息影，但碍于当时与“明星”的合同尚未到期，所以双方就商定了“一年一片”的拍片进度。后来在 “八•；一三”上海战役中，“明星”制片基地被炮火炸毁，这样，胡蝶与“明星”的合同也就自动解除了。她这才随夫逃往香港避难。 胡蝶在内地是一顶一的影坛巨星，来到香港也不例外。当时的香港尚不存在战争的危险，因此胡蝶在香港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 1938年，一个叫张善琨的人让胡蝶在香港的影坛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张善琨原是香港大世界游乐场的董事兼总经理，后由于对电影的特殊兴 趣，在1934年组建了“新华影业公司”，这次正逢胡蝶来港，便劝说胡蝶加盟“新华”，胡蝶欣然接受。其实她答应再度拍片不过是为生活平 添些乐趣罢了。于是胡蝶在进入“新华”以后，分别在1940年和1941年主演了《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在香港居住了4年后，香港沦陷 。 这之后由于战争原因，胡蝶的演艺事业曾一度中止，特别是在被戴笠囚禁期间，虽接拍过一部吴永刚导演的影片《建国之路》，但终因种 种战争因素无疾而终。后来，胡蝶选择赴港继续发展。 来到香港之后，胡蝶打算彻底退出影坛，回到丈夫身旁，一心做他的贤内助，帮忙打理家族生意。她借助自己的声誉，为丈夫所经营的“ 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作形象广告，这使得潘有声的生意发展甚好。可不久，一家新的电影公司的成立，使胡蝶重下银海。 这就是有张石川、周剑云等人加盟的“大中华影业公司”。其中许多演员编导都是胡蝶甚为熟悉的业内同行。于是她在1946年加入了“大中华”。在“大中华”的第一年，她主演了两片《某夫人》和《春之梦》，但都反响平平。1948年6月，胡蝶又转入“长城”影业，拍摄影片《 锦绣天堂》。这几年拍的电影都谈不上佳作，放映效果也很一般，但对于那时的胡蝶来说，一切功名利禄早已不再重要，自己尽了兴便好。 1949年，潘有声的离世对于胡蝶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丈夫生前经营的洋行和热水瓶厂濒临倒闭，胡蝶只得忍痛将厂子盘了出 去，自己退居家中，尽其母责孝道。此后的十年中，她再没有出演过任何角色。 直到1959年，年过半百的胡蝶在阔别电影界十年之后，应邵氏公司的邀请，重新打点行装，返回了影坛。这个邵氏公司其实并不陌生，原 来它的前身就是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因此胡蝶接受邵氏之邀也在情理之中。
蝶舞人生——胡蝶戏如人生（2）（图）
1960年，在东京，胡蝶荣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52岁的她风采依旧。
加入“邵氏”后，胡蝶先后出演了《街童》、《两代女性》、《后门》、《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多部影片。在“邵氏”的从影 经历，让长年不演戏的胡蝶在演技方面有了充分的恢复，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而胡蝶更是谦虚地认为，这几部戏给了她很好的锻炼和学习的 机会，并表示自己要向新人多多学习。这些肺腑之言足见一代影后开阔的胸襟。 其中《后门》还在1960年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影片金禾奖，胡蝶也因此片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这是胡蝶三十 多年的从影生涯中第一次得到国际电影界的肯定。这部影片为胡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在她息影10年后为她赢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事 隔26年，当她再次谈起这部影片时，仍然激动不已地说：“虽说在我的一生中曾经历过很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但那是在我表演的高峰时期。而 《后门》的首映的盛况是我离开影坛10年后，又是我不敢奢望的，所以更难忘记。”“邵氏”的经历为胡蝶漫长的演绎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除去个人的艺术造诣外，胡蝶还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主演的《梁祝痛史》掀起了中国古装电影的热潮；后来的《火烧红 莲寺》使她成为影坛第一侠女的同时，也使武侠片成为当时的新宠，同时其影片长度成为当时商业电影的世界之最；《歌女红牡丹》是中国有 声电影的开山鼻祖；《狂流》又是为中国“左”翼电影铺路的第一块基石。凡此种种，无一不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胡蝶。 在个人修为方面，胡蝶也是当时的电影演员中文化涵养比较高的一位。这不仅跟她早年曾受过正规教育有关，还与她平日里勤奋好学，多 才多艺有关。不仅书读得好，还谈得一手好琴，既能自娱自乐，又可陶冶情操，自然性情温柔敦厚，气质高雅不凡。 众所周知，演艺圈里向来复杂纷乱，而胡蝶的人缘却极好。不仅深受影迷欢迎，也深得同仁喜爱。 胡蝶与当时一位性感女性张蕙是一对劲而不敌的好朋友。在1933年，胡蝶获得“中国影后”的殊荣，在业内外被冠以“标准美人”的称号 ，但就在这时，另一个女演员，因其在一部叫《烟花四月》的影片中的大胆演出，在当时风靡一时，许多人也因她的丰满肉感掀起一阵“张蕙 热”，于是就有一群乌合之众认为胡张二人互为劲敌。不想两人却劲而不敌，私下里是一对以姐妹相称的好朋友。 胡蝶与宣景琳都是早期影坛的著名影星，她们曾有过一段“小摩擦”。 20世纪20年代中期，宣景琳当时是明星公司的“四大名旦”之一（另三位是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红极一时；而胡蝶也由于拍摄了不 少民间故事片而成为天一公司的“台柱”。1928年，“天一”改组，“明星”乘机就将胡蝶“挖”了过来。这样，两位红星碰在一起，难免就 会产生一些“小矛盾”。宣景琳当时曾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 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 应下来。于是，两位红星又在《姊妹花》中“碰头”了。 1933年底，《姊妹花》拍成，在新光大戏院连映60天，轰动一时。胡蝶由于扮演了两个性格各异的角色而深受称赞，宣景琳也由于扮演老 太婆角色惟妙惟肖而获得好评（她当时只有26岁），两人之间的隔阂由于合作也就从此化为乌有了。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 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1987年5月，宣景琳80寿辰。上海电影界同仁纷纷前往祝寿，在这欢乐的时刻，宣景琳向大家说：“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 。我和她两人同年，当大家向我祝寿时，我也想向她祝寿。她现在远在海外，希望她不久能回上海来看看，我们也可以见上一面……” 然而这只“蝴蝶”自从1946年离开祖国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飞回来。抗战胜利后，胡蝶跟随丈夫潘有声到了香港，在港期间，胡蝶仍然 致力于电影创作，她主演的《后门》也为她的电影事业划上了完满的句号。然而在感情生活上胡蝶却经历了人生中最悲痛的诀别——她的爱夫 潘有声的病逝。实际上这对患难夫妻的苦尽甘来仅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那时胡蝶协助潘有声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两人惺惺相惜，感情深 厚。原本以为历尽沧桑终能长相厮守，潘有声却因为过去连年的疲累忧抑，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癌，早早地离胡蝶而去。从胡蝶晚年回忆录的 最后几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风光无限的电影皇后，而是一个因痛失爱夫而伤心欲绝的女人。 “他静悄悄地进入我的生活，又这样匆匆离我而去，我不能接受他已远离尘世这样一个事实，我只感到他是出了远门，去了南洋，很快就 会回来的。 我一向比较达观，视人生犹如演戏，我常安慰我自己，在抗战逃亡的日子，在湘桂大撤退中，总说苦戏会演完的，会苦尽甘来的。但这一 次，我却真正感到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生气。” 但是性格坚毅的胡蝶还是独自抚养着子女度过了深痛剧创的那几年，后于60年代移居台湾，同时正式告别了影坛。
蝶舞人生——胡蝶金色晚年（图）
息影后的胡蝶在台北居住了十年，转眼间，膝下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并先后成家立业。女儿、女婿移民美国，儿子、儿媳到加拿大发展。 渐渐步入老年的她却坚持住在台北。 虽只身一人，但她并不感到寂寞。她积极参加影剧界协会、义卖会等组织的各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