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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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向封建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士，但在他身上同样较多地保留着封建家长制的旧思想、旧作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成为断送自己亲生女儿云英性命的祸首。云英和徐家次子火生两小无猜，还一起玩过“娶新娘子”的游戏，因此心存爱意。黄进德由于不喜欢徐家的作为，便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拆散了两个人的关系，警告女儿不要再和火生来往：“我不说火生好不好，不过我不喜欢那一家人。那一家人，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没有骨头的废料；那是一堆烂泥，扶不起来的。”还强迫云英嫁给镇上首富陈其昌的儿子。对于火生来说，破落的家庭令他忧郁和头痛，他不满意哥哥和母亲，感到家庭的枯燥、厌恶和难耐，只有上班或者和云英在一起时才过得快活，才有生活的乐趣。当他知道黄徐两家的矛盾不可能调解时，一切都使他感到幻灭和绝望，于是便愤然出走台北。火生的出走也关上了云英的希望之门，“一切都配合好了要把她推落到深渊”。她以前曾和火生说起过洋裁店的少妇秋菊用恩特灵自杀了，因为“女人没有办法可想就会这样做”，她也最终选择了这条路，毅然以死殉情。
可以说，黄进德是钟理和小说中也是当时台湾文学中罕见的充满正气和骨气的形象，同时也应该说，由于黄进德难于克服的自身的局限，使他的抗争和冲闯是孤独的，他憎恨过去，执著现在，却把握不住未来。
对于钟理和为我们谱写出的一曲曲朴实厚重的“农事歌”，可以看出，钟理和描写农民并不特别强调农民，只是从农人的生活里去看待生活和人生，因此就广义的农民文学而言，钟理和作品里的农民生活观贯串于他的所有作品，钟理和文学的朴实也就是来自农民世界的真实，钟理和的农民文学提供了“文学就是生活，文学就是人生”这样的宣言。
第七章 坎坷人生路——钟理和后期作品评析（二）
钟理和作品中占大多数也最有影响的除了乡土小说外，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爱情、家庭为题材的身世小说。
《原乡人》、《假黎婆》、《初恋》、《阿远》等作品，是钟理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再现，作品中充满着梦幻般的憧憬和遐想。
《假黎婆》原题为《我与假黎婆》，发表时被编辑删去有关“我”及“与”的部分，但有限的文字还是为我国现代文学画廊提供了一个独具风采的高山族妇女形象。假黎婆并不是钟理和的嫡亲奶奶，而是他祖父的继室。但事实上，“我们这位奶奶不仅在地位上和名份上，就是在感情上，也真正取代了我们那位不曾见过面的奶奶，我们称呼她‘奶奶’，她是受之无愧的。她用她的人种的方式疼爱我们、照料我们”。“假黎”是山地人的意思，但这一概念对幼小的主人公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把她当成“缠着番婆头，手上有刺花的奶奶”。假黎婆对“我”的爱，体现出一种伟大母性的爱和山民单纯的爱。有一次“我”因中暑三天三夜神智昏迷不清，大家都认为完了，要把“我”移到地下，但奶奶不肯，坚持“我”会好，并熬夜挼绳看护。果然，在她日夜尽心看护之下，“我”在第四天下午终于复苏过来了。因此，“在我的生命史上，她是我最亲近最依恋的人”。假黎婆嫁到汉人家庭后，处处谦卑自处，总是按汉人的礼教妇道约束自己。与对夫家人的关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对娘家人的要求却极为严格，甚至有几分苛刻。侄儿来探亲时喝醉了酒，她怕侄儿闯出乱子，严责后连夜悄悄地把他送走。钟家顺赠的礼物，她只让娘家人拿一样，以免惹得人家瞧不起。然而，假黎婆还是会在特定的环境中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埋藏着的真性情。有一次，“我”和奶奶去山谷找牛。在自己熟悉的深幽壮伟的山谷里，奶奶时时低低地唱着柔婉、热情、新奇的番曲，脸孔有一种迷人的光彩，眼睛栩栩地转动着，周身流露出一种轻快的活力，像是比平日年轻得多了。她的歌声越唱越高，虽然还不能说是大声，那里面充满着一个人内心的喜悦和热情，好像有一种长久睡着的东西突然带着欢欣的感情在里面苏醒过来了。唱歌时的奶奶虽是很迷人的，但“我”内心却感到一种迷惶和困扰，觉得这已不是原来可亲可爱的奶奶了。“我觉得自她那焕发的愉快里，不住发散出只属于她个人的一种气体，把她整个的包裹起来，把我单独地凄冷地遗弃在外面了。这意识使我难过，使我和她保持一段距离。”起初“我”只是默不作声，后来终于熬不住内心的孤寂之感而扑向奶奶，喊着说：“奶奶不要唱歌！奶奶不要唱歌！”于是，奶奶不再唱歌了，一直到回家为止，她缄默地沉思地走完以下的路，她的脸孔是忧郁而不快。但一回到家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又恢复了原来那个宁静、恬适、清明的奶奶。本性星星点点的绽放于瞬间熄灭，令人感叹不已，暗示出原是假黎婆那含藏不露的思家情绪，她每天过着的是多么寂寞难宣的日子啊！通过这个细节的小小窗口，读者一下子看到了被掩蔽在云雾中的假黎婆的真正形象，并且更加衬托出了她善良、忍耐、甘愿牺牲负重的那一面。直到多年后，在奶奶的墓前，与背脊有点佝偻的奶奶的弟弟在一起，更加深了“我”对奶奶的追思和怀恋，“我觉得我已真正失去一个我生命上最重要最亲爱的人了”。该作给人的启示是，尽管小人物不能创造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来，但只要有一颗爱心，把爱撒向人间，其反响同样也会震撼人心。
《阿远》（原题《女人与牛》）一文带着忏悔和歉疚的心情回忆了童年的一段往事，探讨的则是人性的尊严。阿远是本村阿贵的老婆，“她的仪表状貌男不像男，女不像女：高高的个子，粗粗的骨胳，扁扁的鼻子，浓浓的眉毛。后来，她的婆婆因为每天要给她梳头感到不胜其烦，索性叫她剃光了头。由是以后，她的红头皮像男人一样发亮，却又穿着齐膝长衫。这样一来，更教人扑朔迷离，雌雄莫辨了。看上去，她呆头呆脑，犹如一块煤，外里两面双双表现着深邃的黑黯和混沌；女人所有的慧和秀，在她身上是找不到一点影子的”。她的出现给村人添了谈笑的资料，给孩子们添了许多热闹。假使有人寻她开心或捉弄她，那么她不管这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一概回敬他一句：“臭×！”若是急了就先是跺脚，后来索性坐下来张开嘴干嚎。其实阿远心地很好，从事家事更是勤勤恳恳。“她每日赶着水牛，肩荷锄头，锄头挽了只畚箕，水牛一拉屎，她便用锄头扒入畚箕里弄回家去。这是阿贵派给她的惟一工作。一天两次晌午和傍晚回家，她的牛总是吃得饱饱，畚箕里也装满了牛屎。由她这份工作来评论她，则她未始不是一个有用的生产者，而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好的待遇。”然而。阿远的憨直木讷竟引发出一场“牛换人”的闹剧。她在贫穷的丈夫眼中，卑微得比一头要用钉子钉上才上道的牛还不如。这时，不管识与不识、不管以前多么鄙视阿远，甚至现在自然看不起她的，都站出来说话了：“牛换人，这本来就不像话了。”以后，阿贵得急病死了，阿远被邻居收留，人们渐渐地说起她来也不再是笑谈：“她饲牛是满好的，她的牛每天吃得最饱，畚箕也没有空着回来过；她并不白吃饭。”对于这样一个勤勉的人，作者自然也希望她获得更多的重视、更好的待遇，可以不再流浪街头作丧家之犬。有人分析认为，贫与病的交缠，是钟理和后半生的所有内容。因此，他更懂得用体贴细腻的心，去倾听大地苦难生灵的呻吟，并透过他的笔写出了这些孤独废嫉者贫病交迫的无奈与凄伤。《阿远》中表现的那种对于生命的轻贱、对于勤勉却又低能的女子之鄙视，是钟理和心中一直拂不去的阴影，他忍不住省思：“一个人生而贫穷，而这贫穷自他落地时起便一直压迫着他到死为止，这种事也是有的，固然可悲，然而他未始不可以用他的努力和智能去改造他那恶劣的环境。人类过去的历史便是由这些人所创造的无数动人的故事集合而成。但是我们失去的胳臂或心灵则永远也追不回来了。这是天地间不可弥补的最大憾事，最大不幸。唯其如此，那么对那些不幸者，我们应该去嘲笑他们？去侮辱或去欺负他们？”有评论者道：“鄙贱、粗俗、丑陋的人物，钟理和先生却以最可贵的平等观、博爱心，表达了最真诚的怜悯及义愤，之能臻此，乃因他自己也是受尽命运颠弄，在痛苦边缘长期熬挣扎过的吧？”花村：《〈钟理和短篇小说集〉读后》，（台湾）《中华文艺》13卷1期，1977年3月。
自传体短篇小说《原乡人》具有长篇的架构，它没有传统小说完整、严谨的结构，也没有现代小说那样着重心理分析、讲求“意识流”的隐秘，只是具体描述了“我”幼年到青年时代从见闻经历中体悟到的人种学及祖国观念形成的过程。也有人指出其不足：“由于过分迁就现实，只采用一种既有的现实素材作为小说内容，因而对题材横广面的拓展，对主题意识深一层的探究，和内涵的集结等等，都受到了限制。因此，与其说《原乡人》是一篇好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小说化了的生活素描适切。”舒坦：《钟理和·〈原乡人〉·电影〈原乡人〉》，1980年9月14日《台湾日报》。“原乡人”是客家话，即住在台湾的人对在大陆或来自大陆的同胞的称谓。作者在作品的开始写道，在幼年时登上人种学第一课的是福佬人，也就是闽南人；第二种则是日本人。这两种人是有区别的。前者为人和善，而后者则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所到之处鸦雀无声，人远远地避开。等到长大后，家里把“我”送到了原乡人那里去读书。又从奶奶那里知道，原来我们也是原乡人，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那里“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后来还见到原乡人是吃狗肉的，令“我”十分惊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他们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而且从事的工作都不是很体面：卖参的、铸犁头的、补破缸烂釜的、修理布伞锁匙的，以及算命先生、地理师（注：即风水先生）。同时又发觉他们虽同为原乡人，却有许多差别，言语、服装、体格不尽相同，有宁波人、福州人、温州人、江西人。“我”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待一会儿全变好了”。年事渐长，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由此，“我”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引导。头一个引导来自课堂的日式教育。到公学校五六年级，却发觉在日本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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