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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友情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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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的,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从书店那方面得到那个作品的报酬,这就是作家获得大众意思。一个作者若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好象就是那么样,便算落伍了。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2节 海军学生

    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想到为了退还这从别一方面借来的一千块钱,似乎不找一点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吴淞教了点书。那时恰恰山东高级中学方面,向陆侃如同淦女士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这海军学生,觉得除了教书没有别的更相称事情可做,因此由他们介绍,到后不久就同一个朋友过山东教书去了。    
    过山东去时,先是又说定了的,教书的过山东教书,做文章的还是留在上海做文章,半年后再决定新的办法。这种计划自然极好,因为两个人在上海一同住下,虽然同在一个房间里,各占据一个桌子做事,两无妨碍,可是这个人说不高兴了,那个人为了“陪伴玩一会儿”的原因,事情就只好放下的。到另一时那一个高兴做事,这一个又厌倦了,那就又轮到两人休息的时候了。如今既然暂时分手,半年中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一点事,所以我也觉得他们那种打算十分好。    
    那时上海方面刊物,《奔流》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海风》没有了,《乐群》毫无气力了,《真美善》不能支持了,《金屋》似乎不想继续出版了。    
    那时骂人的同被骂的,都似乎是只有“主义”而无“作品”的人,所以这海军学生曾同我说:“休,他们倒热闹,好象很认真神气。让那些自己仿佛觉得有骂人权利的去骂人,让那些仿佛该挨骂的去挨骂;至于我们,是不相干的。我们自己努力,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的成就,不是这些人可以估价的东西,也不必需他们估价。”我说:“我永远是那么主张。”    
    这海军学生走后,不到一个月,新的习惯仍然不适用于两个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济南。济南学校方面一种新的生活,自然使他们发生新的兴味。但不到三个月,这两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来了。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环龙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们。见面时,问他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又离开了济南,两人只说那方面风潮闹得十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从青岛方面跑回来了。稍过一时,这海军学生,独在一处时,又才告我他们简直是逃回来的。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要逃回的理由。只听说山东方面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畏,就心想也许因为风潮影响,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开,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义。可是过几天,在吴淞我却听到淦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我当时就稍稍有点糊涂,因为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事会牵扯到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能凭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为这不外乎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耸人观听,同时是初从上海跑到一个新地方去,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在一般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承认文学是“可以放到一种积极的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谬误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内地去时,这平常观念影响到学生,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纠纷,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了免除这纠纷,同时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来了,自然还得把生活放到笔尖上,故两个人预备好好的来写些文章,以为还是保守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于性格适宜一点,那时环龙路那间房子是很可以使两个人安静作事的,《小说月报》又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稿件,单行本的集子,还容易得到承印的书铺,故生活的前途,并不使两人觉得暗淡。    
    那时我也因为感到教书这件事很受窘,以为教书的人一定还得一些不是比我们懒惰狡猾,就是比我们世故聪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点悔恨自己冒险的失策了,所以对于他们不教书的生活,我是一个极赞同的人。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一切恢复的计划。又很希望可以到一个什么书铺或报纸上,办一个周刊,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在上海,我们既不属于任何有力团体,又没有一个书店是我们可靠的东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还是近于一种方便,什么机会也没有。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十月,很快的就过年了。    
    过了年,我还是住在吴淞学校里,没有勇气同那个不花钱的房子与那个可以欠一点伙食的厨房离开,他们则另外又搬了两个住处,总说是住处不甚适当,房东太脏,邻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来他们好象懒惰了一点,文章写得很少。我则因为一点别的事情,更无兴味写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来,我们都好象消沉多了。    
    三月间,在武昌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日出月刊》,要我们寄点文章去,我写了一篇论文,这海军学生,却把他的一个中篇送去发表。到这月刊印出时,武昌、南京两方面同时就遭了扣留,后来还罚了一千块钱。这刊物仅出一期便无从继续的原因,据说就是这海军学生的那个中篇。这文章名字叫做《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后为光华书局印行,也仍然卖不出去。    
    这刊物我们在帮忙的地位,编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击,那么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这时似乎这海军学生的文章,在《小说月报》方面也有问题了,在《妇女杂志》上,丁玲的文章也有问题了。对于这类事别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较多,许多人问到我的,我还不明白应当怎样答复。一切所谓问题,依我看来,不外两种理由,一则是作者作品切实了一点,二则是风气已到了“普罗作品”无从再给商人赚钱的时节,书店已不必需同这类作家要好,编者即或再明白一点,也不能不留心到营业利害上去。许多书局最体面的编辑,那时皆正各在预备办读书会,或编印中学生儿童文学一类刊物给读者,因此文章去处有了小小打击,也正是一种当然的道理。六月时,这海军学生卖了一点稿件给大东书局,那方面负责的孟先生,到后就同我说,这稿子是不是有问题,我当时没有能够说什么安慰他的话语,回来时还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谓“问题”,自然在这海军学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点影响。他们做的事已显然过了时。另外一些“先进”,稍前一时,给书店热闹了一阵,作者自己也就热闹了一阵。书店的文化事业,现在已关心到中小学生那一方面去了,他们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为学生讲“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那类题目,又不会编一首小孩子唱的儿歌,所以在一种不时髦的情形下,两人经济方面便窘了许多。半年来这两个人忽然不见什么文章发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变迁,一切不坚实的感情皆得在一种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会使他们沉静了。《在黑暗中》作者的双手照料到菜饭,比拿笔写什么的时节又多一点,因为生活使他们又不能不自己来处置饮食了。然而在北方,这作者的名字,却正成为一个时髦的名字。每有什么朋友从北方来了信时,谈到关于她的事情,同她去说,她总觉得好笑。“成功”并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笔尽捏到手上不放,一顿饭若不用自己的手去处置,这饭就无从上桌子,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时代使人沉静而且老成了许多,由于生活而来的风雨,并不使这两个人颓唐。尤其那个海军学生,据我所观察到的,觉得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另外一种营养,显然的,慢慢的在改造这个人的灵魂,表面消瘦了许多,灵魂却更健康许多了。    
    我因为住在吴淞,离上海较远,同他见面也比较少了点,每次见他我总觉得他瘦了一点。在他们那种生活情形里,要他象许多朋友那么逐日发胖如大官,自然毫无希望,但什么事会使他瘦到这样子,我是很怀疑的。    
    人瘦了,下巴显得更尖,头颅显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宽了一点,走路时,也似乎更匆忙了。由于一些好肉好汤,同一种无节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种个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态度,五年来中国各处地方添了许多胖子。这海军学生,有人说到他瘦了许多时,他总点头承认,并不说什么理由。等一会儿他留你吃饭,你便知道那个饮食也就不是为一个胖人而预备的饮食了。一点儿辣子,一点儿菠菜之类,再来一点黑黑的从罐头里倾出放到锅子里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鸡蛋。为了方便同经济起见,罐头牛肉同鸡蛋算是轮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桌上有一钵肉或一钵鸡的时节。每次同他们吃饭,总使我们记到几年以前在西山那个情景。每次因为到他们那里吃饭,必需添一点什么才够三个人的一餐,这海军学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象个猫一样蹿出去时,望到那个跳跃的姿势,我常常心里想:这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3节 两人的“谣言”

    但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他似乎是在为人类的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连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的稿件随意卖去,对于钱的不打算,对于约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说到我,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个不明白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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