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活说红楼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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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前四十回与其后的四十回清朝的文字狱是可怕的
再说索隐。《红楼梦》不是天书，不是卦书，不是符咒，不是谜语，不是“密电码”，却像天书、像卦书、像符咒、像谜语、像密码一样地吸引着破译与解析。尤其惊人的是，它经受得住这种种解析破译，愈解愈深，愈译愈自成一体，自成一个符号系统。您倒用同样的办法索隐一下别的小说试试。例如索一下“三言二拍”的隐试试！您再也找不着这样“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文本！
这也是一种丰富性，即使是变了形的丰富性。与中国的一般传统小说不同，《红楼梦》的叙述秩序不是服从于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不是服从于小说家讲故事、吊胃口的需要。它写的不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一片真生活真情感真经验。它写了那么多生活，那么丰满，那么生动，那么千姿百态，既浑然一体又各自具有各自的独立的生命。它好像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好像一个既相对独立又结合一致的集合体、共同体，它并非来自一个胚胎，从胚胎生出第一章，第一章生出第二章，第二章又决定了第三章。那种线性的因果关系派生关系较少需要猜测分析，较少有做出多样的解释的可能。而《红楼梦》的各种人物和事件是多因子多头绪的，既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互为主从的，又各自独立各自运动各自不知道自己的言行的后果。应该说，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比较相对映对照衬托反衬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更需要分析也更耐分析。显然，这样写生活比历来的其他小说更加生活得多。作者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在他的文学写作中突破了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与道德教化范式。我们从书中得到的是生活本体是原生的世界而不是按照某种观念与范式再加传统写法所写下来的小说。生活比小说更富有，生活比小说更耐分析。
这种分析也包括对预兆、暗示、隐喻和种种被我国人称之为（不可泄露的）“天机”的分析。分析“发展规律”亦即逻辑是理性科学的特征，分析《红楼梦》的发展逻辑当然也是极好的，或者可以说是更好的。但人不仅有兴趣于科学理性，也有兴趣于天机，否认“天机”的存在未必能成功地消除人们对“天机”的兴趣。中华也罢泰西也罢，都有观天象而察人事的尝试，都有对于预兆、谶语的敬畏或者好奇至少是疑疑惑惑。《红楼梦》既然写得真切丰富，富有时间跨度与沧桑感、浮沉感、命运感，其人其事其章节言语不但具有本身的意义而且具有符号的即预兆的、隐喻的、暗示的意义，也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穷根究底，不论是科学主义的或者神秘主义的眼睛，都会发现会觉得人生处处是谜，处处有可以猜到终于不可能猜尽猜透的谜底。《红楼梦》里有真人生，充满着人生，自然也处处是谜。猜谜太过会陷入谜中不能自拔，就像一味读书会陷入本本条条中一样，这也是一种人情之常人误之常。
还有，索隐学派的一大特点是常常对《红楼梦》进行测字拆字的研究。汉字本身的集合性（如形与声的集合，意与意的集合等等）结构性丰富性提供了进行这种或者可以称为智力游戏的拆测字游戏的极大可能。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诗词歌赋，谶语谜语，曲词判词，谐意谐音，藏头去尾，可以说把汉字的各个层次（即不仅表意表音本身的）的功能用绝了用尽了。原（元春）应（迎春）叹（探春）息（惜春），实在难以想象是作者无意为之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宝玉宝钗皆是宝，宝玉黛玉同为玉，当然也不是偶然。咏诗猜谜都有所指，似亦不难看破。有没有至今尚未被完全看破的字、词、句呢，谁知晓？何汉字方块之伟大也，音形义再加内部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勾连贯通，“把玩”起来当然是其乐无穷。开篇第一回就讲石头上记刻的这部小说颇可“消愁破闷”“把此一玩”，那么索隐一下，只要不排他、不强人从己，倒也不违破闷与把玩之旨。至于索得是否符合曹氏原意，恐怕就是天晓得的事情了。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曹氏撰写《红楼梦》时的人文环境。清朝的文字狱是可怕的，曹氏要避文字狱就要用许多曲笔。文字狱当然不好，曲笔对于文学倒未必不好。认为绝对自由地肆无忌惮地发泄才能出好文章大概与另一种极端一样荒谬。清代的文字狱中最可怕的文字狱是关于反清复明的罪状之罗织。偏偏索隐派学者要从《红楼梦》字里行间大做反清吊明的文章，愈做愈多，愈做愈津津有味，做起来难以自拔。幸亏雪芹在世时没出这样的索隐者，否则岂不等于碰上了古代“姚文元”，非把曹雪芹索到断头台上不可！这样进行索隐的兴趣，有逆反心理，也有中国旧文人的“闲适”心态在起作用。越严禁反清吊明就越觉得到处是反清吊明的哑谜，就像越怕越有鬼，越防越草木皆兵一样。清后索隐反清，当然就不怕“上税”。解放后，这样搞索隐的人已经少多了，但仍然有，据说贵州一位朋友费了许多年的时间，破译并认定《红楼梦》是一部讲宇宙史地球史的书，他的高论甚为惊人，这里就不引用了。
第三部分：前四十回与其后的四十回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
索隐的由来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根据”。《红楼梦》第一回，石兄向空空道人为自己的故事做辩护时强调：“……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很好，既然写出了“事体情理”，也就写出了世间诸人诸事的共同性、相通性、普遍性。世界的统一性包括了物质的统一性，也包括了规律、道理、“事体情理”的统一性。人们求知常常有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有由此知彼、因小见大、睹物思人的情形。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写一隅而令读者思三隅，写小而出大，写此而令读者思彼的情形。只要这些“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不包含着入人于罪的恶意，如姚文元的这方面的功夫手段，那么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联想也是可以的。何况欣赏就是再创造，就必然加上欣赏者的发挥乃至加工改造借题发挥呢！由《红楼梦》而联系宇宙的历史，由《红楼梦》而联想吊明反清，说明了《红楼梦》包容的“事体情理”以及文字手段的广博性，也说明了论者主观取视与解释的独特与执着。谁知道呢？也许无材补天，锻炼通灵，静极思动，石而玉，玉而人，人而衔玉，从大荒无稽青埂来回大荒无稽青埂去的概括当真通连着某些宇宙史的道理？也许各种曲笔隐喻至少在手段上与清代怀明文人有某点相通之处？反正人为“红楼”立法，立法到了这一步，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反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我还有这样的切身经验呢，三十四年前的那段公案，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一段林震对槐花的感想，说槐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作家老师评论说，作者以桃李比喻大众，牡丹比喻上层（大意如此），而以槐花自许，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说老实话，读后我实在佩服老前辈的博大精微、敏捷老辣，甚至佩服我自己竟这样深刻，动辄颇有含意。一九八五年西柏林举行的关于笔者的小说的讨论会上，瓦格纳教授分析拙作《悠悠寸草心》里的主人公是理发师，“理发”谐音“立法”；姓唐，唐是过往中国的一个兴盛的国号。因而断言“寸草心”是呼吁通过加强法制来振兴中华，也真是“没了治了”！请看，“红学”的索隐法已经“走向世界”了呢。
当然，从个人情况来说，我的追求在于把《红楼梦》当做小说读，在于对之进行文学的、小说学的即关于该小说的题材、构思、人物、意蕴、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的探讨。对浩如烟海的“曹学”“版本学”“大观园考据”“拆字”“破谜”……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实实未敢问津。但文学作品兼具文学之外的属性如社会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生理心理病理学、民俗学的属性与研究价值，文学作品吸引非文学的研究也就并不奇怪。文学实在很难“回归”到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别的什么都不是的程度。当然，如果恰恰忘了文学是文学、小说是小说，也着实太惨。《红楼梦》的状况则更特殊，即除了“兴衰史”“理乱书”“阶级斗争史”“情海忏悔录”等性质外，还可以成为“纳兰性德公子传”及“谈禅论道”、“排满革命”之书乃至成为文物成为谜语推背图。我也颇怀疑一些类似“走火入魔”的研究，但即使走火入魔的研究本身，也可以提供一种文化的与文学的研究信息，它本身应该成为合情合理的研究对象而不仅是被嗤之以鼻。
难矣哉，“红学”！你不但要研究不止一个版本的《红楼梦》文本，而且要面对比“红楼”本身不知膨胀了多少倍、枝蔓了多少叉的“红学”。红楼多歧路，思之意黯然！一部小说能引起如此多方面的、有些是千奇百怪的、与一般文学批评大异其趣的研究，哪怕其中包含着骇人的荒谬，这本身就颇值得研究一番，这本身就是绝妙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小说现象。奇哉“红楼”！书奇，作者奇，研究得也奇！对“红学”的无知也许反而使我们获得一个方便的角度，去思量小说本身、去思量阅读小说的常人心态与常人反应，并以小说本身，以阅读小说的常态作为出发点，去追溯去揣度各种奇异的红学现象。这叫做以常问奇，以常解奇，以常制奇。所以，我讲的这些就不算红学而只能算红学门外的感受。题曰变奏，曰狂想，曰门外，曰妄谈，望能表达伫立于红学前辈前面的惶恐心情，或能有幸得到指教乎？
第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