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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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高斯局长态度十分鲜明地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说，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说拍成电影，17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惟一的缺点就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至于冯至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我们说《钱商》的作者阿瑟·黑利，是加拿大籍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出名的美国作家，他的小说，都是以医院、机场、汽车工厂、银行为背景，反映美国社会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该书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并组织翻译的，小说叙述美国一家大银行，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差一点倒闭。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垄断资本的渗透和竞争，以及美国金融界的现状，都是有帮助的。此书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都来信要求代买，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认识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形象的材料。
《医生》是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推荐并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这本书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因病成了白痴，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要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后来由于一位年轻女律师仗义执法，在一场复杂的官司中，把对方强加的不实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造成婴儿白痴，正是百万富翁自己。许多读者反映，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而且可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珍妮的肖像》是美国当代一部抒情幻想小说。这本书是翻译界老前辈、上海的周煦良教授推荐并由他自己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穷画家偶然遇见一个杂技演员的小女儿，画家替她画像，少女成人后去法国读书，最后在回美国途中被台风卷入海中，画家下海去救她没有救成。这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终以悲剧结束。全书写法新颖，文字优美，丝毫没有庸俗的色情描写，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老翻译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读了此书以后说，好多年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江苏出版这样的书，让读者多见识见识，这是好事情。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还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辅助教材。
在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的应该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五十年以来的时代变化。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三十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五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此时《译林》的编辑工作虽未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已经平息了。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荣幸地被指名邀请参加。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大多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在会上送请代表提意见的三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也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注：冯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1）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2）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该比五十年前要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4）《译林》是江苏省委指示办的，它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是经过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的，刊物定价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图的问题。（5）老前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冯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刊登在新华社1980年5月8日《国内动态》（第1194期）上。
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
谈当前外国文学出版情况
新华社讯 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以介绍具有一定进步倾向、艺术水平较高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选刊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和有关外国文学的评价文章）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同志，在参加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期间，谈了对当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及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现摘要报道如下：
第一，对当前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的估计。李景端同志说，对当前一些文学刊物以及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在量和质的估计上要实事求是。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认为已经形成了“偏离社会主义”的倾向或接近危险的边缘。而我觉得显然把这个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目前，全国上百种文学刊物，发表的好钓和比较好的文学作品数千篇乃至上万篇。其中如出现几篇格调不高、社会效果不太好的作品也总是极少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去年长沙出版会议上就讲过，外国文学诰如烟海，我们已经介绍，的只不过“九牛一毛”。有同志说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比别的国家多，这也不奇怪，因为人家百十年来一直不间断在介绍，基础比我们好，而且西方国家中能看外文书的人要比我们多得多，而我们就从“五四”算起，已经介绍的外国作品还极有限，五十年代又主要是介绍苏联文学，对西方文学接触很少，多数人又看不懂外文原版书。因此，我们的翻译刊物多了一些也是正常的。有些刊物在一个时期登侦探小说多了一点，这是要注意的，但毕竟登、的还不是“毒草”。另外，还因为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步子不快，相对地显得侦探小说突出一些，这里有个工作上规划不够、比例不当的问题。就以上这些来看，当前问题的量，还不足以形成什么错误倾向。最好还是具体分析，哪篇作品存在什么问题就指出什么问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