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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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茉凇罚阄魇Ψ洞笱С霭嫔�1993年2月版，第417页）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希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美国军用专机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谈代表团往重庆。赫尔利欣然接受要求。8月27日，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行前，赫尔利发表了公开声明：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飞抵重庆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牟之先等：《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601页）
与苏联一样，美国战时对华政策乃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这项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程序。首先，击败美国在太平洋的死敌日本，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其次，支持并鼓励国民党政权为战胜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再其次，战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接受美国价值、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成为美国在东亚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国。这一政策就必然意味着：一、蒋介石应尽可能地联合共产党并实行必须的民主改革；二、国共之间、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应尽量避免发生内战；三、最重要的是，战后中国应尽量减少苏联的影响，防止中国建立起苏联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参加的自由国家集团，而不是建立一个由苏联指挥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东方的根本目标。
除了击败宿敌日本之外，苏联与美国的所有目标都截然相反。无论美苏之间的分歧多么巨大，它们都有一个潜在的甚至无意识的共同目标：削弱中国。历史远远没有成熟到使美苏两个白种人国家真正同情、理解、支持和善待中国的程度。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不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1944年10月12日、11月8日，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与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的两套“建议”。美国从此陷入将被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的国共调解的泥潭。
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的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聚首中国抗战首都的风采、器识、胸襟和气象。中国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规格见证了这次重要谈判。
新闻是现代社会的纹理，谨照录若干时闻，以供今人一窥当年谈判的一些侧面：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访（柳亚子）于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寓所，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相赠。柳亚子曾撰词次韵和之，自云“不能尽如原意也。”
客人离去前，邻居卢子才之子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书：“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书：“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书：“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柳亚子识：“国琦小友纪念册，润之、恩来，若飞都有题字，余亦随声”，为作七绝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枚，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柳亚子年谱》）
据合众社重庆九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
九月十八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举行茶会欢迎毛泽东同志。在会场上，毛泽东同志致词，大意说：“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已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位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此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中旬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周志答复。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山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一九曲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部长首先致词，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说起，说是全国各界，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关心，而且特别殷切地注视毛先生的来到重庆。毛先生到渝巳四十天，同蒋主席谈话多次。
张部长还特别补充一句说，“这还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后我们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三十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我们过去努力革命，推翻、满清，就为的实行民主政治。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团结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统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后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并无任何第三者在场情境下说了些什么。
1924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参预者，他们曾分别告别了老母和爱妻，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但命运注定了他们将分别扮演现代中国的历史主角。
22年后，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哲学、两种力量、两种选择和两种命运聚首重庆，接受历史的评判与裁决。
同样极具谈判能力的周恩来与张治中就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军队整编、解放区间题等国内外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国内外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和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日报》）
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第二个国庆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中外舆论迅速加以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的途径。结果遂在43日的会谈中，决定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基本方针’，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其他未决事项，则决定继续商谈，徐图解决。这一结果……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延安《解放日报》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的社论中说：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协议，而为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这“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明。”
成都《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会谈，当属圆满，容有未尽之处，可由其他党派补充意见，政治会议扩大商讨，则国事庶几期于至善也。”
重庆《新蜀报》虽称“吾人读悉此项纪录以后，认为是国家步入康庄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国同胞庆幸”，同时指出“国共两党的主义不同，这是事实，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也是事实，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实，但是两党救国的志愿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国是相同的，不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日报》欢呼道：“举世所关心，所祷告，所焦虑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一片欣喜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双方的歧见和隔阂并非可以在一次谈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经觉察出某种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在肯定这次谈判的“积极作用”后指出，“中国所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不无忧郁地写道：“抗战虽已胜利，笫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但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