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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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吸收了汉、回、藏各族建筑的一些因素而加以演化。装饰精巧华丽是维族
建筑的重要特点。
西式基督教建筑在明代已经陆续出现。特别是在早已落入葡萄牙殖民者
手中的澳门,基督教势力迅速扩展,在16、17世纪先后建有望德堂、圣劳楞
佐堂、圣安多尼堂、圣保禄堂、圣奥斯丁堂、圣多明我堂等。
在内地,著名的北京南堂位于宣武门内,始建于1650年。当时,德国传
教士汤若望 (1591—1666年)因在华修制历法有功,被清廷赐金1000两,
在此地建造大教堂,两年后竣工,以中式为主。后来该教堂一度被毁。1703
年康熙又赐10万两重建。1775年再遭厄运毁于火灾,其后清廷再赐银1万
两,得以修复。在反复建设与装饰后,南堂成为宏伟的巴洛克式,堂侧还有
高塔两座,分置风琴和钟铎,定时奏乐。杭州的天主堂则是意大利耶酥会士
卫匡国(1614—1661年)所建,外观西式,内部却以中国式木柱四行分成中
部和左右两翼。上海的安仁里世春堂(后改敬一堂)也是中西合壁式的教堂,
是该地最大的天主教堂。
(2)工艺美术的繁荣
清代的工艺美术,特别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产
品不仅为满足皇室和上层社会尽情享受的需要,也适应了商品化日益明显的
社会中的市民生活的多种追求,同时成为出口的重要货物。正如前述,中国
工艺品在欧洲各国享有盛誉。在莫斯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
恰好具体说到本书着重的时期 (1600—1833年)中国向欧洲输出的大量商
品,其中有丝、茶、棉织品(亦叫“南京布”)、丝织品、陶瓷与其他工艺
品、装饰品等。法国著名汉学家考狄说,当时“甚至在法国的壁橱上也发现
了中国的影子,中国的瓷人代替了法国“太阳王”(即路易十四——引者注)
的塑像与百合花。”①
清代朝廷对工艺事业的管理和组织十分认真,例如康熙在1683年任命臧
应选为御办窑厂的总管,并亲自授意制作有时代特点的优质瓷器。又继承明
代传统,设立“织染局”、“织造局”和“造办处”等机构。除了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等有利条件外,整个社会重视工艺技术的风气日渐浓厚,被誉为“中
① 参见曹琦、彭耀著《世界三大宗教建筑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引自《中西戏剧的文化交流趋势》,《新亚学术集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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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明末宋应星著)和其他实用技
术著作的刊行和广泛应用,西方科技的引进,都促进了根基深厚的中国工艺
制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清代有重要成就的工艺美术的种类和数量比历史上
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主要品种有丝织、棉织、印染、刺绣、服装、陶瓷、
色釉、玻璃、漆工、螺甸、金工、家具、剪扎等,玉雕、牙雕、竹雕等也属
重要的工艺美术,但也可归入雕塑项下。下面只谈丝织、刺绣、陶瓷和家具
的一些情况。
丝织方面,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江西和四川等省都有较大的工场,
南京、苏州和杭州是最重要的中心,产品多为富有艺术性的实用锦、缎。以
江苏织造局的产品为例,织出的纹样丰富生动,大多象征喜庆福寿,龙凤、
翎毛、人物、花卉、云纹等各有特色,并题以“四季丰登”、“万民安乐”、
“五福寿”、“六合同春”等祝词、反映了国泰民安和祈愿福乐的理想。
刺绣在清代主要有苏绣 (以苏州为中心)、粤绣(以广州为中心)、蜀
绣 (以成都为中心)、湘绣(以长沙为中心)、京绣(以北京为中心)等,
各有地方特色。主要为实用,也有专作艺术欣赏品的,即使是前者,也常绣
上花卉、鸟兽、人物、山水和吉祥图案。专门的刺绣品有绣士大夫或宫室夫
人像、山河风景、仿制名画等。针法精巧,色泽多样。粤绣中的潮绣 (以潮
州为中心)喜用金线,形成凸起的浮雕层次效果,别有一格。所绣祝词,内
容类似丝织品上所用词语。
康熙年间,陶瓷工艺进入新的发展高峰期。英国陶瓷学专家哈里·加纳
评论说:“康熙青花瓷器在技术上的登峰造极,在清代为冠。”青花瓷器早
在明代已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在陶瓷装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
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巨大的流传影响。青花瓷在中国的明代进入全
盛时期,它的制造技术外传到近东及日本、朝鲜等其他东方国家,最后传到
欧洲。虽然从18世纪早期开始,装饰色彩斑斓的瓷器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然而,青花瓷仍旧保持着它的旺盛生机。”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
①一书中,从西方人的角度对清代的陶瓷工艺水平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如此有力
的肯定。他还说:“从殷弘绪神甫1712和1722年所写的著名的两封信中,
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瓷器的制造方法。我们知道,当时流水线的生产方法已
被使用,一件即使是简单的瓷器在它入窑烧制之前,可能要经过多达70道的
工序”,人们“能发现大量具有真正工艺美色的瓷器,大体上可以肯定其装
饰出自某个艺术家之手”。如果读者回顾一下本书前面说过的法国人在 18
世纪的官办制瓷工场中的分工情况,自然会明白中国的制瓷工艺更细致,瓷
器的故乡仍然处在世界制瓷技术的最前列。
这当然不只在青花瓷方面是如此。传统的“古彩(即五彩)”瓷器,新
创的“粉彩”和“豆彩”,以及同样是新创的具有立体感的“珐琅彩”,从
康熙到乾隆年间不断改进和发展。此外还有“金银彩”和“素胎彩”等。当
时官窑对造型和色彩的要求特别高,留下了大批著名作品给后世,如顺治时
的《青花天女散花纹碗》、康熙时的《青花松竹梅纹茶壶》和《五彩人物故
事纹盘》、雍正时的《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和《粉彩人物故事图笔筒》、
乾隆时的《青花海水九桃纹龙耳瓶》和《粉彩镂空转心瓶》及嘉庆时的《粉
彩石榴纹瓶》等。此外,以民窑为主生产日用瓷器也十分发达,产区达 40
①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年版。本段引文均出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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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其产品也有兼备较高艺术性的,如河北磁州的《白地黑花福字盘》等。
广州的“广彩”到18世纪才兴起,产品适应外销,用色特别鲜艳。陶器方面,
宜兴“紫砂壶”和石湾陶塑十分驰名,后者也被视为雕塑作品,其“佛山祖
庙装饰雕塑”群中人物形象非常生动。
清代的家具在造型和结构上虽然继承明代的传统,但由于宫廷、贵族和
富商家居的摆设日趋豪华,促使它朝繁复和精细方面进一步发展。高级家具
实际上是多种工艺美术成就的综合体现。例如设计思想上强调装饰功能,喜
用曲线,繁缛堆砌,雕镂甚多,反映了雕刻艺术的功力。由于髹漆技术的发
展,使家具的色彩有的显得特别典雅,有的特别华美,适应了不同环境和不
同品种的需要。家具的基本材料除木质以外,兼有用竹、藤和石料等,并镶
嵌金属、象牙和宝石等。全国家具制作中心颇多,但以北京、苏州和广州三
地的产品质量最优,风格最具特色,分别称为京式家具、苏州家具和广式家
具。广式家具最讲究雕刻装饰,在当时的对外出口品中占了较大比例。
清代的工艺美术是对世界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这同时,它也接受了
外来经验的启迪。下面以钟表制作工艺为例。康熙年间,宫廷中对来自欧洲
的自鸣钟早已熟悉,1701年起还特聘欧洲机械师到宫中制作。乾隆年间也这
样。但这时对钟表制作的兴趣已越出了宫廷的高墙。不仅圆明园特设了“钟
房”,而且其他地方出现了公众可以望见的大钟。《广州“番鬼”录》就有
记载说:“礼拜堂的尖顶上装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时钟。”虽是广州当时唯
一的大钟,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此广州的技师很快就掌握了金属机械弹
性原理,率先制作成功座钟和挂钟等,它们既是机械产品又是工艺美术品,
水平相当高,不仅运行准确,而且装饰了人物和动物造型,按时活动,以敲
击报告钟点。不久,苏州技师也掌握了制作技术,“广钟”之外又有了“苏
钟”,但发条是进口的。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也精于钟表,在1809年出版
的《高厚蒙求》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它的原理,还有附图等。又如瓷器的
制作,本来是最具中国传统的,但在外销品中,无论类型、画法和图样方面
都要看欧洲订货者的意见。路易十四的儿子订制过瓷制灯笼和乐器,给瓷杯
加制把柄,瓷上人物画成碧眼棕发,甲胄纹章瓷很多,等等,都是受西方影
响的结果。再如欧洲人懂得生产称作“金星料”的新型玻璃,在西方传教士
参与和指导下,在乾隆年间也烧制成功了,成为工艺美术创作的又一种材料。
(3)书法艺术的兴盛
在世界艺术史上,中国书法独树一帜,为西方艺术所无,又对东方一些
国家(如日本)的书法起了先导与促进作用。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到了清代
进入新的兴盛时期,书法大家人才辈出,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风格
流派也比任何时期都要丰富。
清代书法艺术兴盛的背景,一是明末已经涌现一批大师,其成就成为对
后人的激励;二是清代统治者的鼓励政策。明末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董其昌
(1555—1636年)、张瑞图 (1570—1644年)和黄道周 (1585—1646年)
等。其中董其昌兼为画家,名气最大,他在绘画与书法方面都是传统的集大
成者。书法上他先学唐代颜平原、虞世南,继而学魏晋钟繇、王羲之,并学
宋代米芾,追求正宗,又富于个人特色;其字体圆润而潇洒,结构森然而秀
美。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提倡汉族传统文化时,对书法艺术给予极大的重
视,尤其高度评价董其昌的作品,尽搜其真迹,定为一尊。以至“朝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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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廷供奉,干禄求仕”无不以董书为极品。因此董其昌虽然是明代大家,却
对清代影响至大。
在董其昌、张瑞图和黄道周等稍后,还有一些书法家跨越明清之交,可
视为清代最早的代表,最著名的有王铎(1592—1652年)和傅山(1607—1684
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