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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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寄托着人间的美好理想。碧云寺五百罗汉大小如真人,形象生动活泼,神
态亲切,使人感到神界与人间本无区别,情感相通。创作者无疑不是从虚幻
的想像出发,而是根据普通人去设想神仙的形态举止。这种使宗教造像世俗
化的做法,在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里进一步发展,虽然那已是19世纪后期
的作品,但溯流求源,不能不先提到碧云寺的。
在宗教雕塑总的说来处于衰退的状态的同时,从属于建筑的装饰雕塑则
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许多大型私宅广泛采用瓷雕、砖刻、木雕、堆灰等形
式,在影壁、门楼、柱础、柱身、门窗、梁柱、石屏、石栏杆、花台、基座、
飞檐等建筑部件中起装饰作用。北京的四合院在大门、影壁、墀头和屋脊上
就常这样做。江南住宅的厅堂天花往往做成各种形式的“轩”,在梁架上也
有精致的雕刻。至于宫殿,雕饰的花样更多,不只有花纹图案,还有动物雕
刻或塑像等。如故宫太和殿的屋顶,走兽雕刻难计其数。也是太和殿,其台
基分为三层,每一层都有白石栏槛围绕,在栏槛上,建有透雕栏板1414块,
雕刻出龙翔凤舞的望柱1460根,望柱下面伸出排水龙头1142个,成为宫殿
建筑与雕塑艺术相配合的成功典型。无论皇家还是私人园林,雕塑同样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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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手段,但也有独立为重要的艺术景点的。江南园林中,前面曾提到
的苏州留园,里面的花窗有几十种式样,有的以窗框的花纹图案为主,透视
窗外景物为辅;有的把花纹图案设计在窗柜上,中间留出较大的空间,让窗
外的景物透入室内。不管那一种情况,雕刻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北京
的北海公园,有清代留下的九龙壁,以彩色琉璃砖砌成,壁高5米,长27
米,厚1。2米,正、背两面各有9条蟠龙,冲浪腾跃,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
景观。
清代雕塑的成果还大量地表现在工艺性的小品雕塑上,有玉雕、骨雕、
贝雕、牙雕、木雕、竹雕、根雕、果核雕、漆雕、陶雕、泥雕等等。有的是
独立形式的玩赏之物,有的附在实用的器物上。前者如乾隆六年 (1741年)
制成的《象牙雕月曼清游册》,共12幅,每幅纵39。1厘米,横32。9厘米,
厚3。2厘米,呈现立体画面,染色、嵌宝石。12幅即12个景观,分别是“正
月深院赏梅”、“二月春昼观弈”、“三月秋千”、“四月赏玉兰”、“五
月池塘消夏”、“六月柳塘采莲”、“七月桐阴乞巧”、“八月高台玩月”、
“九月秋庭赏菊”、“十月明窗刺绣”、“十一月冬闺鉴古”和“十二月松
桥积雪”。每一幅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景物逼真,人物栩栩如生,表情生
动。这套作品历来被视为牙雕中的巨制,主要作者是陈祖章,并有多名合作
者。玉雕的佼佼者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制成的清玉《大禹治水山子》,
称为“山子”,是因为用一块罕见的大型玉材雕刻,2米多高,5千公斤重,
是从新疆密勒塔山开采的,靠人拉马拖,经过数千里路程才运到北京,再运
往扬州,由扬州和苏州琢玉大师24人耗费三载辛勒创作,才告成功。无论是
就题材还是就雕刻技巧而看,这个作品都举世瞩目,叫人赞叹不已,大禹治
水是远古的故事,反映了华夏先人的不畏艰辛、坚信人定胜天和聪明才智。
玉石雕刻大师们把高山急流、古木苍天和民工辟山移石、抡捶开道的景象非
常精巧地展现了出来。此外,康熙年间由封锡禄创作的竹雕《罗汉像》和作
者佚名的粉彩瓷雕《钟馗像》等,以及也是乾隆年间出现的白玉雕《桐荫仕
女图》,都是很有名气的雕塑作品。
附在实用器物上的雕刻更是普遍。瓶、炉、罐、壶、杯、碗、盘、盒、
洗、笔筒、笔架、水注、花插、插屏等,几乎凡物都可加以雕刻,使之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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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上面刚提到的封锡禄也有竹雕“人物笔筒”和“白菜笔筒”等,刀法
简洁明朗。玉雕极少作为实用器皿,但皇室与贵族例外,如于阗白玉雕制的
“白玉嵌金红宝石碗”,是朝廷举行大典时御殿赐奶茶所用。该碗质纯如凝
脂,除嵌有180颗红宝石外,外壁错金花草纹,碗心刻着乾隆诗60字。更具
有中国特色的是石材雕砚和“治印”艺术。雕砚的精品出自广东肇庆和安徽
歙州等地,作为文房之宝,加之雕纹刻字或雕龙凤月琴,就更显得有文气。
治印的风气起自明代,清时十分盛行。清初出现著名的“徽派”;书法家邓
石如使书法入印,称为“邓派”;乾隆时期又有“浙派”,等等。治印可以
兼为实用,但也可以作纯艺术品看待。
(6)舞台表演艺术
①宫廷和民间舞台演出
清代的宫廷和17、18世纪法国的宫廷相似,舞台演出十分丰富和隆重,
虽然演出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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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建国伊始,宫廷里已设立演习戏曲和曲艺的机构,清初称为内廷
乐部,康熙年间改称南府,嘉庆年间又易名为升平署,统领庞大演出队伍,
最多时演员达到七八百人。即使在鸦片战争前后,国库已经匮乏,但宫廷不
思节俭,依然纵情作乐,演员仍有四百之众。演出的剧目、曲目或其他节目
品类繁多,排场浩大。当时宫廷的戏台,以承德避署山庄内的最大,宁寿宫
内的为次,还有颐和园内的,规模也不小。此外,圆明园内的同乐园也有大
戏台。
前面我们曾提到宁寿宫的畅音阁,说它是专为观戏而建。畅音阁是一组
建筑群的主体。戏台位于南部,面向北,高三层,分称“福”、“禄”、“寿”,
表示吉祥之意。后面有“扮戏楼”,北部是“阅是台”,内设宝座,面对戏
台,是皇帝专席。东西有“围房”,是王公大臣们听戏之处。中间围成庭院。
承德的戏台叫清音阁,也分三层,虽然现在已不复存在,但从一幅乾隆
五十四年(1789年)弘历观戏图中,可以看到戏台上下三层都有演员在表演,
场面宏大,情景热闹。
清廷君臣及其眷属都把看戏视为豪阔侈华的享受的重要部分。乾隆五十
八年(1793年)皇帝祝寿演出时,更是盛况空前。当时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
有幸也在承德避暑山庄。他后来记述观戏的情景说:“至8时许,戏剧开场,
演至正午而止。演时,皇帝自就戏场之前,设一御座坐之。其戏场乃较地面
略低,与普通戏场高出地面者相反。戏场之两旁,则为厢位,群臣及吾辈坐
之。厢位之后,有较高之坐位,用纱帘障于其前者,乃是女席,宫眷等坐之,
取其可以观剧而不至为人所观也。”“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
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串。其中所演事实,有属于历史的,
有属于理想的。技术则有歌有舞,配以音乐,亦有歌舞音乐均屏诸勿用而单
①
用表情科白以取胜者。”据考究,这台寿戏的演出地点并不在清音阁,因为
清音阁是高出地面的,而这戏台“较地面略低”,可能是临时装搭而成,主
要适应演出中要有便于排水的地势。该文继续写道:“谓其情节,则无非男
女之情爱,两国之争战以及谋财害命等,均普通戏剧中常见之故事,至最后
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
人意表之誉。盖所演者为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最后发展到剧中出现“以
鲸鱼为其统带官员,立于中央,向皇帝行礼。行礼时口中喷水,有数吨之多。
以戏场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隙流去,不至涌积。”②
这一场寿戏,演的多是民间流行的折子戏。在其他时候,倒是演大本戏
较多。内廷乐部组织精干的编写队伍,编辑巧妙情节,使故事演绎不绝。《劝
律金科》、 《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和《忠义璇图》等,是反复上演的
“四大本戏”。每本竟达240出。
其中,《劝律金科》由我们在前面曾提及的张照主持编写工作。原来,
张照不只是个书法家,他多才多识,在康熙时已任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
在雍正时又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从事大清会典的纂修工作;乾隆时他复
任刑部尚书。由这样一个大学者来领导编戏,足见统治者对这种工作的重视。
不过戏文的执笔人实际上另有他人。《劝律金科》演的是目莲救母的故事,
《升平宝筏》表演唐僧玄奘取经的经过(包括小说《西游记》和旧有杂剧里
① [英]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
②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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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情节),《鼎峙春秋》取材于三国故事,《忠义璇图》取材于水浒传
故事。此外,宫廷里还演出《封神天榜》、《楚汉春秋》和《征西异传》,
等等,也都是连续性大戏。小本戏中,《法官雅奏》和《九九大庆》等比较
著名。
与宫廷舞台演出十分昌盛相似,清代建国后民间的表演活动也很活跃。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宫廷艺术的主要根据地,当然
也是民间艺术活动的活跃之处。各地的戏班争相前往北京演出,都以能立足
北京,赢得北京广大观众的喜爱为荣,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下面继续说。江
南地区的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作为南方的商业和交通要地,不
仅如前文所叙述的吸引了大批画家和工艺创作者,同样吸引了许多有名的演
员。清代统治者对扬州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视,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六下江南,
每次都路过扬州,当地官员与富商豪绅为“迎驾”而大事铺张,组织多种精
彩的演出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也成为扬州的戏曲表演日益繁荣的重要原
因。与扬州相近的苏州,也不显落后。此外,安徽的徽州、湖北的武汉、陕
西的西安,也是所在地区的民间演出活动特别集中的地方。广州的经济和文
化地位当时处在不断上升中,它在其他艺术领域里的成就前面已经指出过,
在舞台表演方面,它是各地戏班瞩目的新目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所
立的“外江梨园会馆碑记”上说,当时在广州演出的安徽戏班、湖南戏班和
江西戏班共12个。乾隆五十六年的“碑记”则说,在广州的湖南、安徽和姑
苏戏班超过35个。
在繁华城市里,剧场的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关于北京,清代已有人记载
说那里有“戏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