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谋略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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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是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曾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们从祖国安全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宏谋大略，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问题在于，这些年来国防意识淡化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放松了。
在和平建设时期，怎样才能加强国防意识呢？
首先，军事领导者在国防建设中应有紧迫感。否则斗智谋略怎能产生？我们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但绝不应消极等待，放松逐步的、有计划的加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前提，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
再有，必须强化全体军民的国防观念。现在一些人认为，和平建设时期讲强化国防观念是“搞狼来了那一套”，更有甚者认为是冲击经济建设。这种观念是十分幼稚的。国防观念的核心就是国家安全利益观，即对维护国家尊严、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的高度责任感。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理想和抱负，也是进行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激发这种爱国之心，有赖于国防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包括系列教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是巩固的，即使有战事，现动员也来得及。这也是片面的。强化国防观念，不是搞“盘马挽弓箭不发”的“情况刺激”，主要是建立军事谋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巨大精神支柱。安东·亨利·约米尼所著《战争艺术》一书认为：“作者并不主张一个国家应该一天到晚，都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仗，这种情形对于全体人类而言，实在是一种祸害，而且不可能长远如此。作者只是认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应该随时有应战的能力——它不可以在无准备状态之下为敌人所击败。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政府当局一定有远见，要有完善的军事制度和良好的军事政策。”
战争结局的胜与败。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平时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爱国、尚武情感的训练。如果把战争仅仅看做是全国临战以后的事情，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个英明的军事领导者，不仅善于在战争中进行妙算，更应在战前就有谋划制胜的法门。
有了国防观念、懂得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道理，其功力是广泛的。部队干部、战士可以安心习武、爱军献身，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中，敢于探索、改革，百折不挠；各行各业的人，可以在国家和地方的各项建设中兼顾国防和后备力量的建设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搞好军民关系、增强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潜在力量，实现军事谋略所确立的目标。
三、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为国家利益而谋，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孙子》说，为将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是为国而谋，而不是为私而谋的古代表述。
三国时期的谋略家诸葛亮，一生用来要求自己的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以此教育他的儿辈。“淡泊”是讲没有私欲，“宁静”是讲只有冷静思考，才能深谋远虑。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他的名言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明朗的戚继光说过，“天下之险，莫过战阵。”他献身于国家安全利益，英勇抗击倭寇的形象，传为历史佳话。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国主义情操更使我们受到教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1915年，他对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的罪行，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周恩来青年时代怀着“为中华之崛起”的救国之心而奋发进取。1917年6 月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写了一首咏志诗。诗云：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青年时代的刘怕承，怀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的爱国主义思想，毅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成为著名的军事谋略家。
彭德怀1950年奉命率部出征，挂帅赴朝，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他义无反顾，慷慨激昂地说：“美国打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我们跟美国打，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他在出征途中，心潮澎湃，即使扎营驻地，仍昼夜不能安睡，反复念叨着手泽东的话；别人着急，我们不能站在一边看？？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是一番多么深这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索。
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爱国主义开始，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江泽民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负重任时，前任市长江道涵引用了林则徐当年两句诗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意是：假如对国家有利，可以把生命交付出来，怎能有祸就逃避，有福就迎受呢？江泽民在会见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赵浩生时，重提这两句诗，来形容他临危受命出任总书记的感受，志在振兴中华。
无论是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国家利益而谋的宏图大志，是一种精神力量，能给人以感染和鼓舞。
第十二章知彼知己，趋利避害
知彼知己，趋利避害是军事谋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必须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础之上。主观符合客观是谋略成败的关键。坚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不搞一厢情愿。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自古以来，一切高明的军事家在施计定谋过程中，无不强调熟知敌我双方情况。这一规律被我国古代军事大师孙武概括为“知彼知己”。
“知彼知己”，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又是斗智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任何一个正确的军事谋略都是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之上。《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任何一个军事谋略都带有极强的对抗性，敌我双方指挥员都力图出奇制胜。实践证明，明知彼，暗知己；或暗知彼，明知己；或不知彼，不知己；不论那种情况发生，都不能正确制定出奇妙的谋略，都会在军事博弈的舞台上遭致失败。
知彼知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尤其做到知敌深、知己透更难。因为知彼何己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双方作战企图伪装的严密程度；双方侦察手段的先进程度；各种情报准确程度；客观条件具备程度；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等等。这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在上述各种悄况相同的条件下，有的指挥员独具慧眼，通过对敌我双方诸因素的深刻分析，就能发现隐蔽在敌人之中的强中之弱，优中之劣，长中之短，找出自己的行动方案；相反有的则不能识破敌人的诡诈行为，被假象所迷惑，或不能透过敌人的表面现象看透其本质，造成错误的判断，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军事谋略学要探讨如何才能遵循知彼知己的斗智规律。
学习《孙子》揭示的知彼知己规律，要着重体会其朴素劾唯物论思想。
《孙子》说，“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道”是指“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使民众支持战争（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是指天时。“地”是指地利。“将”是指应具备“智、信、仁、勇、严”品质的指挥人员。“法”是指军队编制、将吏配备和后方补给。能深刻认识以上五个因素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要打败仗。
《孙子》又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所以，要分析研究双方条件，探索胜负的可能性。看哪一方的君主能得到人民拥护？哪一方将帅有才能？哪一方的军队能得到夭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事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指挥员赏罚严明？根据这些条件衡量对比，眈能判知谁胜谁负。《孙子》的“五事”、“七计”对兵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
《孙子》还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只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以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而不知道我们的部队不能扫，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但是不知道地形条件不利于打，胜利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懂得用兵的人，行动正确无误，措施变化无穷。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一般不会成问题，懂天时，识地利，胜利才可以确保。
从《孙子》的论述看，他总是主张客观全面地观察分析问题，反对主观性和片面性。《孙子》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方面，从有利的方面考虑，能坚定胜利信心。从有害的方面考虑，能消除意外的祸患。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胜仗的军队，都是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往往是先和敌人交战再去寻求胜利。
2000年以前，《孙子》就有这样的唯物比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大家知道，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孙子的“知彼知己”原则。并以辩证唯物论作了一系列的科学阐述，大大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毛泽东一再强调，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