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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失败之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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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曼的庄园有个酒窑,藏有五千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等葡萄酒。说明此人有理性,懂得节制和积累,要是像我这样的酒鬼守着酒窑,还不喝死?他告诉我,酒是可以赚钱的,关键是懂行。他看中一种普通的法国葡萄酒,味道醇厚,买进四百瓶。两年后这酒晋升成一级,价格飙升,出手,海赚一笔。    
    杰曼天生是个享乐主义者,全世界的享乐主义者都一样,都有共同的主题——美酒佳肴爱情。他本来该好好活着,却偏偏爱上了诗这苦涩的玩意儿。他有时跟我抱怨:“你看,我躺在地中海阳光下,喝意大利酒,吃法国菜,就是写不出诗来。”依我看,干写诗这行的,要不命苦,要不心苦,两样都不沾,难。    
    除美酒佳肴,他还满世界自费旅行。哪儿有诗歌活动,哪儿就有杰曼的影子。    
    1990年夏天,我和杰曼参加了汉城的世界诗人大会,艾伦·金斯堡和俄国的沃兹涅辛斯基也在。艾伦风风火火,一到就拉上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南韩当局释放被关押的诗人。我口拙,英文差,只能急流勇退。杰曼在一边眯起眼睛,摇着山羊胡子,好像在练书法。他认为艾伦对南韩的政治缺乏了解,这样做太草率。他们俩刚认识,就争起来。杰曼有相当固执的一面,和艾伦这样的人争论需要勇气。艾伦嘴一歪,气得眼珠子鼓起来。    
    我们还是一起去见了一个地下诗人。那人蹲过多年大狱,说话声音很低,好像随时防范跟踪或窃听。在一家饭馆,他告诉我们更多狱中诗人的情况。    
    我必须得在国际诗人大会上发言,可会务组不负责提供翻译。没辙,我结结巴巴把大意告诉杰曼,他连比划带猜,加上他的语气和观点,竟用英文写了满满两篇纸,并代我在大会上宣读。英文中有句成语“瞎子领瞎子”(A blind leads a blind),没错,一个比利时瞎子领着一个中国瞎子,穿越光明。    
    我对杰曼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我流浪的路上,特别是在北欧的冰天雪地,杰曼的信,总是带来地中海温暖的问候。他几乎每次都在信尾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记住,依萨卡就是你的家,欢迎到依萨卡来!”    
    二    
    九二年冬天我住在荷兰,从那儿来到依萨卡。事先跟多多约好,他带荷兰女友先我一步,早到了两天。荷兰的冬天凄风苦雨,没有阳光。我们常去室内游泳池,在太阳灯下烤烤,其实那跟烤鸡没多大区别。塞足硬币烤上半个钟头,把自己烤得半生不熟。    
    我一下飞机就咧嘴笑了——地中海遍地是阳光。杰曼开着奔驰车来接我,在亚利山大港兜了一圈,上了付费的高速公路。由于收费高,车辆稀少。丘陵起伏延伸,仙人掌在太阳下打盹儿,一片被雷电烧焦的树林闪过。到了阿尔梯亚,沿盘山道三转两绕,来到依萨卡庄园。铁栅栏门自动打开,女主人利丽安(Liliane)大呼小叫,拉住三条黑狗。只见她忙上忙下,把杰曼侍候得像皇帝。看杰曼时,她的目光充满了崇敬。享乐主义者除了有钱有闲,还得有这样的老婆才行。    
    三只狗属于最凶恶的那类,脾气暴躁,翻脸不认人,当地人一见就筛糠,有效地阻止了贼对杰曼财富的惦念。它们相貌丑陋,对眼,腱子肉在皮下抽动。最好别多看,否则对上眼,上来就是一口。    
    这里的确需要恶狗看家护院。依萨卡庄园占地十多公顷,光各种果树就有好几百棵,包括中国的荔枝。花轮着班开放。杰曼在信中说,任何季节,随手可摘到果子吃。非妄言也。房子是根据杰曼的意图造的,以西班牙风格为主。到处是真假古董,有希腊柱头,印度佛像、中国花瓶、非洲木雕,显得有点儿杂乱。没关系,这就是杰曼的风格,他全世界旅行的结果。在山坡上有个巨大的鸟笼,环绕着一排椅子。杰曼每天早起爬坡,坐在鸟声中看报。倒是挺浪漫,倘若鸟屎落在头上,岂不败坏了一天的心绪?    
    地中海的冬天,中午到摄氏25度。我光膀子趴在阳台上晒太阳,驱赶骨头缝里的荷兰潮气。正昏昏欲睡,杰曼笑眯眯地出现,拉我去干活。他管我叫“八月的梦游者”,这是我一本诗集的名字。    
    杰曼又是个工作狂。除了写作翻译,他还办了个小出版社,每年出五到十本诗集。杰曼的书房是依萨卡的“正殿”,面对湛蓝的地中海。我们合作把米戈尔·赫尔南德兹(Miguel Hernandez)的一组诗翻成中文。他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身世悲惨,病死在佛朗哥监狱中。杰曼通晓多种语言,他把原作和英文、德文、荷兰文翻译对照比较。有时为了一个词,我俩在屋里转磨,直到夜色流淌出来。    
    利丽安做了一桌好菜,银器和水晶杯相辉映。杰曼搓搓手,到酒窑选来几瓶好酒。待三杯酒下肚,他痛斥当代诗歌的无病呻吟,提及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所倡导的“感觉主义”(Sensationism),嚷嚷着要搞一场新的诗歌运动,多多和我齐声响应,于是“新感觉主义”(New Sensationism)在依萨卡庄园诞生了。说干就干,杰曼准备宣言,找来笔墨和日本纸灯笼,让我把这旗号写在上面。一激动,他又奔向酒窑,拎回两瓶二十多年的陈酒,举杯祝贺。我有些不支,周围的菩萨天使旋转起来。    
    第二天一早,杰曼开车上路。我们先去奥尔威拉(Orihuela)——赫尔南德兹的故乡,离依萨卡不远。这多少有点儿祭祖的意思。他的故居家徒四壁,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照片显得突兀。他只活了三十二岁,短促的一生充满苦难,却写出辉煌的诗篇。    
    一路往南,我们直奔哥拉那达(Granada),那是洛尔迦的故乡。“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由于戴望舒的翻译,洛尔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启蒙老师,对我们一生都有重大影响。他和赫尔南德兹是同时代人,命运相似,一九三六年被右翼长枪党杀害。他的故居是个小博物馆,有很多实物、照片和音乐。洛尔迦的目光敏感而忧郁,越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苦难盯着我们。    
    在那儿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奇特融合。哥拉那达是来自北非讲阿拉伯语的摩尔人于八世纪建立的,他们统治长达五百年之久。代表摩尔文明的阿尔汉巴拉(Alhambra)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之一。有多少摩尔幽灵绕开游客,穿过回廊水榭,消失在秘密的石门中?    
    弗拉明寇(Flomenco)民间歌舞,服装艳丽,节奏明快,充满了激情,是吉卜赛、摩尔和安德露西亚文化的结晶。我们混进一个社区俱乐部,舞蹈者在台上旋转时,全体观众跟着用手掌的不同部位击出复杂的节奏。    
    “看,我为什么要搬到西班牙?”杰曼得意地说。他鼓动我也搬来,在依萨卡附近买栋小房子。我还真动了心,掰指头算了算自己的经济实力。    
    “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不能就此罢休,杰曼有更多的计划,盘算着在依萨卡办个诗歌节。他把我带到海边的一个圆形小广场,台阶环绕,惊涛拍岸。这就是舞台,听众在前,夕阳在后,加上音乐伴奏,怎么样?典型的杰曼式的浪漫主义。    
    我还以为他说说而已,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没想到这位老兄拿出推销汽车的本事,敲开所有官僚的门,哄骗他们掏钱。三年后,即九五年春天,我再次来到依萨卡,“海岸国际诗歌节”(La Costa Poetica)真的由杰曼自己拉开了帷幕。这回可把利丽安忙坏了,她身兼秘书、会计、司机、采购、厨师、导游。由两口子办的诗歌节,恐怕全世界绝无仅有。    
    诗歌节结束了,利丽安两眼发直,杰曼笑声空洞。    
    杰曼总是花样翻新。去年他发起了所谓“行星意识”的国际诗歌计划,并建立了“反污染”诗歌网站,我眼看着跟不上趟了。如今这年头,能把诗歌看得这么重的人还真不多。    
    我刚收到杰曼的信,他告诉我去年是个诗歌的丰收年。他六月去了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接着是意大利。八月在捷克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一位爱尔兰诗人请他去都柏林诗歌节。他的诗集《道》(The Road)及配画,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书展上展出,十天内他朗诵了七次。然后又去了维也纳……    
    信的结尾处他谈到美国克林顿公司的蛮横,并引用了自己的诗句:“没有影子/比它的光线更长。”他最后写道:“依萨卡的太阳在等待你……”    
    


第一辑  空山马丁国王

    一    
    头一次见马丁(Martin)是八五年六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一九七○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    
    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了。    
    漂泊海外,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八七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Durham),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Joke)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八八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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