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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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睦遏崂鲜Τ┨噶思负跻灰埂Ｒ簿褪窃谡庖灰梗腋钋械靥寤岬绞裁唇卸浴犯涸�'，甚至一下子觉得自己在历史面前的浅薄。这一感觉我没有对蓝翎老师说。当时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正在出版之中，我写到了蓝翎老师的杂文。后来我曾经想把拙著寄蓝翎老师请指教，但想到那一夜的谈话，我终于没有寄出。在谈到历史事件和过程时，我说，某人成为某一历史事件中的某一‘环节'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某人'或许还有‘别人'。蓝翎老师说，这个‘偶然性'一旦落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也就承担了历史的不幸。我当时想到了‘沧桑'二字。在谈话中我们都说到了李辉。蓝翎老师对他这位同事倍加赞赏。我不把这看成情意而视为两代人面对历史时的相知。”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判断并不草率。
大致说来，李辉“沧桑看云”系列是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叙述和分析，是中国知识界的故事。类似于这样的叙述以及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来龙去脉的追问，是近几年来文坛、学术界的重要景象，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可能重新获得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的整体性认识？或者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这种新的整体性认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李辉是以他的《文坛悲歌》《恩怨沧桑》挑起这一话题的最早者之一，但李辉在此后的写作路径已经不再是用“纪实”两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对“历史”的轻佻和放肆，使我在阅读李辉时不得不谨慎地使用“纪实”，至于李辉“沧桑看云”系列在文体上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就李辉自己写作过程看，如他《风景已远去》所说：“我渐渐觉得我们也许不必过多地着眼于个人间的纠葛，而是从中跳出来，尽量去感受去设想历史人物不同时期的心情，去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与一味地陷于历史纠葛的梳理与解说相比，对于后人，这似乎更为重要更有意义。”李辉关于文人的叙事与分析与那些“苦旅”式“琐话”式写作的差异也显而易见。我一直对由“典籍”进入“文人”心灵空间所能达到的深广度心存疑虑，一些作家由“典籍”来寻找中国古代文人艰辛跋涉的足迹虽然洋溢着书卷气并且充满智慧，但我觉得这样由于摈弃了“日常生活”而使得历史场景还原的真实程度受到削弱。一些缅怀文人性灵之作虽然富有意味地表现出文化之至美已然和正在消逝的悲哀，但透过性灵的把玩，我时常遗憾地发现一些原本蕴藉其中的深刻的历史内涵被美丽地剥离。因此在我看来，现实的基础和思想的前提是追问历史的必要条件。我非常看重李辉在这方面的与众不同，他在独特的路径中遭遇历史、时代，遭遇不仅在他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其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重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在诠释李辉这些文章的“路径”时，我想起马尔科姆•；考利（Mal Cowley）在《流放者的归来》中为自己写作的“定位”：“我所要写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思想是属于某种类型的；不是人们认为他们在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或是他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或书评中所表达的思想，而是半无意识地指导他们的行动的那些思想，他们所赖以生活和写作的那些思想。换句话说，我试图写的是比文学史更广阔的东西。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的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的，先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然后才成为文学思想。形势产生思想，而思想又对形势起反作用，这些思想互相冲突，最后这些思想对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影响。”“在变动的时代中作家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敏感，更起着晴雨表的作用。因此关于迷惘的一代及其流放者归来的故事将具有另外的意义；它将使人们联想到美国知识界的故事，其中的一些人在繁荣的日子里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是怎样达到这一时代的终点的。”我想，李辉试图要做的也许就是：以追寻历史的方式拷问变动时代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并叙述他们是如何与世纪同行的。
我赞同李辉在超出做学问的范畴上对自己写作意义的估价。他在《人生扫描》的“后记”中说：“我并非历史学家，但我总觉得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无意之中履行着一个历史学家的部分责任。因为，谁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子，谁也不可能剪断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我们每日感慨现实，评说现实，其实便走进了历史范畴。于是，在凝望现实并拥抱现实的时候，对许许多多往事的追寻，与一个个世纪老人的交往，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早已超出了做学问的范围。我愿意借不断的追寻，人生复杂的历史，体味历史场景中一个个人物的内心，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起来。”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沧桑看云”时的李辉（二）
李辉以他体味到的历史情境和精神来开始他的追问。他带着孤独、尴尬、怅惘、困惑去追问，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学者以知识分子的写作试图深入历史时的真实境况。当李辉以“沧桑”表述他对历史的总体感受时也同样表述了他自身置于历史之中的精神沧桑。在矛盾状态中穿透充满矛盾的心灵，由此，我们终于发现郭沫若、周扬、冯雪峰、老舍、邓拓、吴晗、梁思成、赵树理等“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李辉所要揭示的文人的命运悲剧正在这里。这些结不仅把时间捆住也把历史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是停滞的，历史是循环的但在这里是凝固的。这个结牵引着百年的沧桑与血脉，她所蕴藉的不仅是丰富的痛苦，也是单纯的痛苦；不仅是矛盾的痛苦，也是一致的痛苦；不仅是理想的痛苦，也是绝望的痛苦。李辉在体验它、穿透它、描述它，并因此复活和阐释了他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人生要义。这是李辉带给我们的精神震荡。我在阅读时常常觉得，所谓历史之沧桑有时正是在这种种灵魂的折腾之中形成的，一波波心灵的涟漪最终交汇而成云与海。
但我觉得李辉的深刻性、历史感并不止于此，他始终试图解开“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的理念与冲动，是“沧桑看云”系列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又一动人之处。这样的理念与冲动，在“解构”学说不时兴起的文化境遇中，从一个维度标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以及整合历史的角度。应当说，李辉于此是谨慎的。他始终对自己是否能把握住历史的真实既抱有自信但同时也小心翼翼。正像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一个人只能描述他所观看到的历史一隅，而全貌则可能永远掩映在迷雾中。它可以诱惑人们注视它，试图解说它、梳理它，但实际上，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唯其如此，李辉的努力也就更显“悲壮”。他带着询问的目光向人在历史中的“极限”挑战。在阅读中，你会觉得李辉始终带着询问的目光，而这目光又是那样紧盯着历史、紧贴着人物，于是你感到无法回避，于是你也一样开始询问。李辉在询问着。面对田汉“至死也疑惑不解的目光”我们会想到什么？“理想和信仰，风起云涌的时代，塑造了一代忠诚、热情、杰出的人物，却又为何任由扭曲的政治将他们吞噬？承受悲剧的究竟是田汉他们，还是历史本身？”梁思成以他的方式寻找着永恒，但又注定伴随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他选择了梁启超为他设计的文化之路，但并不能避开政治；邓拓最终是以死的方式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结合在一起；夏衍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又处于怎样的境地呢？他们“未必不愿意用创作配合现实政治———以往曾这样努力地做过，也未必不把资产阶级的观念视为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他们走过的路，他们长期生存的环境，他们因此而形成的所有修养、艺术观念，却又必然地与教条主义、简单化、片面化相排斥。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但此起彼伏的运动，令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感到疲倦。而当无休止的批判降临于自己身上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渐渐为现实政治所冷落、所排斥，他们于是越来越陷于一种不能自持的境地”。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探询中，李辉有分寸地把握住了已经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场景”中的基本冲突：政治与文化。由这一冲突形成的各种命题及其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它的关注不仅需要学养而且需要学术勇气。在对这一冲突的体验、理解和描述中，李辉又由对“特殊性”的关注上升到对“普遍性”的把握，从而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人和文化的历史命运。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命运的话，我想，就是李辉在《困惑》中所说的：“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李辉不是把这一冲突作为预设的框架去容纳活生生的心灵，也不是把它当作先验的理论来解剖复杂的历史现象，他是在对特定的历史场景的还原中，通过对个案的追寻来把握变动时代的人与变动时代的关系。对郭沫若、瞿秋白、邓拓等人的追寻堪称“典范”。这是李辉的文化分析拨开空泛浮云进而穿透历史深层的原因。除了方法上的意义外，这对李辉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次超越。李辉是以现代文学学者的身份进入他现在执著耕耘的领域的，他有着较为完备的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知识学理，作为一种优势，李辉在他的写作中，通常能够娴熟地进入角色，并且恰当地处理知性与感性的关系，这都使他和一般意义的“作家”相区别；但这些“知识”与“学理”常常又是李辉追问历史的障碍，那些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与“学理”有不少正是历史之误区。因此李辉对历史的追问，几乎首先是对自我的某些“知识”和“学理”的否定，在否定之中发现了为“知识”和“学理”所遮蔽的领域。这就是说李辉既坚持又扬弃了他的优势，他写作的意义也就并不止于对现代文学的启发，并且使“学术”有可能成为“思想”。譬如他对郭沫若与领袖关系的探析、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解剖、对丁玲与周扬之关系、对赵树理与浩然的比较，对30年代田汉们的自我否定与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间明显差异的发现，对留日与留欧学生选择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同原因的询问等等，便改写了文学史的一些结论或提出了新的需要深思的问题。对梁思成、吴晗以及红卫兵等的研究，其意义也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中的一些由解剖文坛的历史现象阐发的思想，带来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譬如他对左翼文化界宗派斗争的揭示是那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