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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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我从未去过的中国西部。我不知道西部有没有金子，只知道西部有黄沙，知道自古以来，去西部的路上也很拥挤。去西部的人没有一个是为了生存，为了金子，他们或是去寻找一种精神，或是为那种精神去死。老沟有金子，所以向老沟走来的人，脸上只有渴望和欲念，而看不见朝圣或殉道的表情。”在《绿色稀薄》中，素素再次说到了“西部”：“曾有人将圣洁的西部喻为天堂，将喧嚣的东部比作红尘。东部许多人背起了行囊上路了，去西部寻找精神的殿宇。去西部的人认为神在西部，神使西部没有生命却包容生命。去西部的人感到自己只剩下灵魂在走，是梦中的行走，被神灵托举着。我没去过西部，却能想象出西部给人怎样一种震撼。西部不怕火也没有火，西部的自然亘古如斯，西部的人永远是那自然的一部分。这是西部的魅力。令人不解的是，东部的人从未放弃过欲念，暴殄天物之后再去赞美西部，是忏悔，还是为了解脱？”素素在对绿色稀薄、自然化生存方式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东北人野性的苍然力量消失的忧患中，写出了她心灵的疼痛。　　　　
　　　　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素素对“东北女人”的解读。素素说在她的文字里，一直是与乡村女人城市女人厮混着，并被她们多情地羁绊着。她独自奔向东北，就与逃避女人有关。素素书生气地说：“东北是野性的雄性的，我要将自己浸进阳刚的东北，伟岸的东北，呼吸一些粗糙的空气，给以往的脆弱和阴柔加进点刚性的东西，让人生坚强起来。”然而，当她真的走进东北，她还是遭逢了女人（不只是“皇宫”里的婉容）。关于女人，在素素的散文中占有不少篇幅。《留在江边的故事》《无家的萧红》《女人的秋千》《消失的女人》。关于萧红，治学现代文学的人说过许多话，我觉得素素是真地读懂了萧红的：“十多年前我站在呼兰的那间院子里，站在风中，抬头看着空中一轮遥远的太阳，总觉得那是她的脸，苍白，孤寂，想家却又拒绝回家。”“此刻，她也许就站在人间或天堂的某个暗角，泪眼迷蒙地望着渺远的大东北，望着家的方向，却不想向那里走近一步。”在“为什么还要来东北”的追问中，素素对婉容不无悲悯，她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婉容，婉容却让她不由自主地“就生出一些古典的母性的体谅和悲悯”。素素就婉容说了不少深刻的话，譬如：“那种小心和紧张，那种柔弱和宁静，只能承载一块小蓝天，却给了她一个世界。”“婉容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头顶就笼罩着一大片祖宗洒下的荫凉，就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地让她有可能走进那座后宫。”“婉容是一个政治符号，却不属于政治，她与这座宫殿有关，却与所有的阴谋无关，她在这里，就是为了一个故事的结局，为了一个角色的完成。”这些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如果有兴趣还会从另外的角度来解读婉容；但素素在“历史”与人的命运、“政治符号”与生的自由这两者的缝隙中窥视到了疯疯癫癫的可怜而又生动的人生。在当下的语境中，素素没有把婉容演绎成一个通俗的故事，应当说是带给我一些欣慰。像大多数知识女性一样，素素在说到女人的命运时总带有一种警惕的眼光：“婉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这世界再也看不见这样一个女人，但这世界仍然有古典，仍然有虚荣，仍然有为一种东西执迷不悟的女人。更可怕的是，这世界仍然有让女人掉进去的陷阱。”素素身为女人，在散文中说的最狠也最坚决的话是：“女人淘米，却为人类造出了酒。”“这世间既有了酒，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是福是祸，女人已管不了了。”（《纵酒地带》）在读完“独语东北”系列之后，我曾经思考过素素的“女性意识”，我觉得“女人的秋千”是生动地凝聚了素素女性意识的一个具象。“在向那个村庄走去的时候，我已在心灵的打稻场为自己竖起了高高的秋千架。一种欲飞的感觉涨满了我。”在素素的散文中，这是个措词特别的句子。文章中那个虚拟的“打稻场”、“朝鲜族村庄”以及等待着她的熟悉而又陌生的秋千架，蕴藉了她“让灵魂永不止息地飞”的所有想象。素素写道：　　　　
　　　　“古人说，秋千解闷，驱邪。我想，女人在飞起来的那一刻，当然就不会觉得压抑和沉重了。那铅一样的阴霾，不知什么时候就无影无踪了，那脆弱的女人居然可以承受，居然在大起大落之间发出快乐而野性的大笑，说明女人原本就是健康的，仿佛听她在说，如果能飞进天堂，即使落到地狱也心甘。的确，女人是最有宗教感的。秋千是女人的宗教，爱也是。女人对爱的虔诚，使任何人也诋毁不了她们，女人因为爱的无私而永远拥有自己的儿孙。女人身体里的韧，灵魂里的高，让她与男人一样顶天立地。所以秋千上的女人不但无闷，那种凛然更是无邪可欺了。”　　　　
　　　　“我想，古典的男人有了马之后，把秋千交给了女人。于是女人就让秋千成了自己的坐骑。男人骑在马上喝酒消愁，酒能让他们灵魂起舞。女人站在秋千上忘忧，所以女人天生比男人浪漫。女人在秋千上放纵情感，张扬情感，张扬生命之尊，其实是对旧有的超越和背叛。因为女人从走进父系时代就总是内敛，总是克制，举案齐眉，胼手胝足，精神和肉体从未真正地松弛过。女人站在秋千上，才回归为人，才与古典有了距离。秋千是女人做梦的地方。当秋千将矜持的女人托起，她们便风情万种，用身体触摸风，触摸云，触摸无限和天空，于是发现了生命最原始的秘密。”　　　　
　　　　这两段几乎是素素写得最放松和神采飞扬的文字。我想和素素一起思考的是：女人何以获得支撑和托起自己生命的“秋千”？　　　　
　　　　素素的散文形成了一种弥漫着的范围，她的那种带有悲凉意味的精神性气息执拗在字里行间不断散发着，她让你悄悄地沉浸其中，让你有所思而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一个成熟的散文作家他（她）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让你难以抗拒的气息，他（她）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无法掩饰自己精神的呼吸。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炜的《融入野地》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一个心智与艺术均成熟的散文作家他（她）都会通过他（她）成熟的话语来传递精神的呼吸。我以为这是散文的力量，是散文文体的美丽。素素的一些散文让我感受到了那种属于散文所特有的审美魅力。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相信：素素灵魂的一部分已经离开她自己而融入“大东北”了。这种状态，就像她在《绿色的稀薄》中所写的那样，灵魂里面总有树的影子，而树又是她的童话：“在我的灵魂里面，总有树的影子。不是独立的一株，而是浑茫的一片。”“许多时候，树已不单纯是树的概念，它仿佛是我肉体的一部分，又仿佛是我精神的栖处，让我的内心总是涌动着湿润的亲情。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树是母性的。而我是树放飞的女人。”此时的素素不仅贴近而且融入了“东北”。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一）

　　　　尽管在近几年的文坛上高晓声有些寂寞，但我们仍然惦念着他的朋友陈奂生。“上城”之后的陈奂生带给文坛的震颤，在今天回忆起来都令人兴奋。正是由于先有李顺大后有陈奂生，在许多论者的笔下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由鲁迅到赵树理再到高晓声的线索。当然，我们不急于确立高晓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汰洗，高晓声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将会暗淡，但陈奂生形象则因其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内涵而葆其“经典”意义，换言之，当代文学史上的高晓声将是和陈奂生形象连在一起的，他的成功与局限都是与他笔下人物塑造的得失相关的。　　　　
　　　　当陈奂生首次出现在《“漏斗户”主》时，他是一个平常的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高晓声大致描绘了陈奂生的性格和他在历史境遇中的心理特征，但此时的陈奂生仍然是“平面”的，相对以后的《陈奂生上城》来说它是“档案”式的。在《“漏斗户”主》中，高晓声重视描写细节，也重视心理剖析，但细节缺少典型性，心理也缺少深度。于是它给人琐碎感。在叙事上，高晓声长于叙述而短于描写，当这种叙述过于膨胀时，小说的艺术空间会因此萎缩。这一危险一直伴随着高晓声后来的小说创作。这样讲无疑是挑剔的，但挑剔是必要的。显然，除了依据一般的“原理”之外，我们还在拿《“漏斗户”主》与《陈奂生上城》比较，我们无法回避《陈奂生上城》这一参照系。　　　　
　　　　不能疏忽的是，高晓声热切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他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历史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在《“漏斗户”主》的结尾，高晓声写道：“陈奂生‘有权第一个称粮’，看着属于自己的粮食，他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泪水汪满了眼眶，溢了出来，像甘露一样滋润了那副长久干枯的脸容，放射出光泽来。当他拭着泪水难为情地朝大家微笑时，他看到许多人的眼睛都润湿了，于是他不再克制，纵情任眼泪像瀑布般直泻而出。”在我的视野中，高晓声是“眼睛都润湿”了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在这里，高晓声还确立了他透视陈奂生的视角：将陈奂生的生存方式、精神特征与日益变化的经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为高晓声后来续写陈奂生提供了一个融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生存空间。　　　　　　
　　　　但是，高晓声并非以摄纳巨大生活容量为优长的作家，他善于从日常的世俗的生活中捕捉细节。我以为，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认知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为基础而重构的艺术生活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陈奂生上城》在中国历史转折和农民文化转型的时空中，重构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高晓声最重要的贡献是塑造了一个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普通农民形象。而这一内涵的覆盖面又具有几乎是无限的广阔性，在精神血缘上它承接了鲁迅解剖国民性这—现代文学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确立《陈奂生上城》的价值是不为过分的。　　　　
　　　　在《陈奂生上城》中，我们读到了不仅仅是属于农民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发现了陈奂生和阿Q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奂生损失了五元钱，但他赢得了心理上的满足。陈奂生反复盘算的“运算”法则，后来被高晓声揭示为“陈奂生战术”。“陈奂生战术”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新版本。这个版本流布广泛。　　　　
　　　　陈奂生的成功对高晓声来说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显然，陈奂生在“上城”中的发展比高晓声预想的要复杂和深刻。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复杂性和深刻性，高晓声要让陈奂生活下去，于是在此之后又有《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和《陈奂生出国》。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有意义的也是危险的。　　　　
　　　　在《上城》中，陈奂生已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审美形象，它为高晓声的创作标杆确立高度，而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有了一个取舍的尺度。陈奂生形象的规定性要求作家遵循已有的线索并把住它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