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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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始终没有能够摆脱精神困境，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你所说，写作其实是一种“精神自救”。　　　　
　　　　李锐：我们这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原来接受的那一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完全被打碎，从绝对服从、完全相信、狂热投入到最后整个情感、世界观、价值观被打碎，“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给我的现成的真理，我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写了一本书，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真理，它在讲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老在想，这个真理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给我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不相信任何现成的、别人告诉我的东西。我得想一想，我得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的这种生命体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当然，每一个中国人只能是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但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大的历史洪流、浊流，而且是这么残酷的一场历史浊流，让我感到的历史的荒谬和无理性，那种无理性的历史对于所有生命的残酷的淹没。这一点上给我的体验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可能只是具体地经历了我自己的家破人亡，可是同时我看到我的身边的很多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整个社会、整个中国都在经历。　　　　
　　　　王尧：从整体上看，对无理性的历史的清算贯穿你创作的始终，包括你的一些思想随笔也不断阐释这一问题。　　　　
　　　　李锐：是的，这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困境。最有理性的人，最终总是陷入在自己制造出来的最没有理性的历史当中。一群要“救中国”的人，最终把中国领进“文化大革命”的深渊。可是你再看看西方人，他们有自认为最好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无与伦比的艺术，压倒世界的军队，等等，可他们照样要在自己家里打世界大战，打一次不够，还要再打一次。他们用自己先进的文明成果制造了奥斯维辛那样的杀人工厂。美国是所谓最自由最民主最讲人权的国家，可美国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马上就有安装了激光炸弹的“民主”霸权要来主宰世界。看到这一切，你怎么能再心安理得地相信人，相信人的理性？　　　　
　　　　王尧：在《厚土》之后，“文化大革命”成为你追问的中心。　　　　
　　　　李锐：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深渊，是一个永远的现在时；“文化大革命”是所有中国的和外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烧出来的一片废墟；“文化大革命”是所有在场的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数曲折失败当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悲剧性失败。可另外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也是世界的事情，中国的历史已经是世界历史当然的一部分。在这个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中，一个不愿意被简单同化，不愿意被淹没的古老文明，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到底能不能为人类的存在和前途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到底能不能为现代性提供创见性的方向和解释？我们现在把自己的时代称作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其实也不妨称做是“后文化大革命时代”。因为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所聚集起来的巨大的历史反冲力，决定了今天改革开放的走向。作为“理想”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人类都应当记取的教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怎么能转过脸去，为了别人的时髦而写作？　　　　
　　　　王尧：对五四的解释一直存在着分歧，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也一样。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成为一种倾向。　　　　
　　　　李锐：什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什么德里克（Arifdirlik）啊，这些美国的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理论家，一谈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他们老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到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里去，纳入到他们对于世界当代历史的解释当中去，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体制的，对抗国际垄断资本体系的，等等。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反省历史塑造自己的过程（四）

　　　　王尧：“文化大革命”初期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观点。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在日本，1967年2月，《朝日周刊》介绍过日本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由普及毛泽东思想而展开的党内整风运动，另外一个是具有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积极建设的侧面，而且把这场斗争看成是“世纪性实验”。藤村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即使在世界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大问题”。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旨在实现共产主义。他还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这就是说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包含了克服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欲望，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对西方现代性重建的思路，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有的西方话语。　　　　
　　　　李锐：西方的所谓的“西马”，或者说西方的左派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他们对西方整个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文化体系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这点是无疑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有一个盲点，当他们把视点转向中国的时候，他们就把中国理想化了。　　　　
　　　　王尧：在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情形。山田在《问未来》中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在分工过细的体制下，人们的存在被隔离开来，生存的目的被忽略；而中国则从相反的方向克服落后性的体制，通过发展这种体制，向现代的最困难的课题提出了挑战。所以，山田认为，克服近代问题的契机就在这里。现在有些学者还持这样的观点。　　　　
　　　　李锐：在法国，比如说萨特，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波伏娃，那是法国最有批判立场、最左翼、最有批判锋芒的思想家，可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到中国是这个样子，他们根本就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一种批判。甚至有的人，当时法国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就是赞同“文化大革命”，有的记者来了中国以后隐瞒真实情况。　　　　
　　　　王尧：1968年法国的“五月革命”是西方的一次“群众运动”，中国对法国的“五月革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声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风暴》称它是“巴黎公社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不仅是学生和工人，法国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这一次“革命”，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思想对法国“五月革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他在“五月革命”中多次去巴黎大学演讲，支持左派学生。法国的舆论甚至认为“五月革命”是“萨特的革命，戴高乐的麦城”。对于萨特的言行，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充满了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他称萨特是60年代末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　　　　
　　　　李锐：我前不久看了一些文章，就是现在法国知识界对当时他们的那段历史也有一个反省。　　　　
　　　　王尧：如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1968年的“五月革命”成为战后法国社会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有研究者指出，这场风暴过去之后，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队伍再次分化。一些人继续坚持激进的革命态度，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戴高乐派政权。而另一些人则在对“五月风暴”的结果深感失望之余，认为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偶像从阿尔杜塞、毛泽东和马克思转向拉康、福柯和索尔仁尼琴，从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转向公开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出现的“信仰危机”与此有些类似。无疑，1968年成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分道的路标。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规模的转向和分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这种转向和分化的过程大致始于1968年。　　　　
　　　　李锐：需要反省。比如说，詹明信，提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采取一个肯定的理想主义的态度，完全肯定。我觉得这不好，这是他们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个盲点，或者说，他们出于对自己理论的偏好，希望找一个支撑，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中国的“东方化”。如果借用萨义德的观点来分析的话。但是萨义德说的东方化是说西方把东方本质化成为神秘的、落后的、麻木的、丑恶的，他们这样来东方化中国。可是这些左翼思想家们当他们发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后来，苏联出现了立场和观点上的改变，和那个所谓国际资本接轨了。实际上，苏联的执政党当时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和资本主义并无二致了，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也要压榨他们下面的附属国，给人感觉这和当年大英帝国做的事情没有差别。西方左翼理论家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看到那个本来是革命的发源地、十月革命的发源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那样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了中国身上。而这个寄托的过程就有一个理想化和简单化的过程，中国从原来的麻木的、落后的、一切都不行、被彻底否定的这么一个角色，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反体制的、代表了理想的、可以冲击国际资本主义体制的、唯一可以挑战所谓国际垄断资本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实体、一个巨大的理想实体，这本身也是对中国的一个简单化，而这种简单化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东方化。　　　　
　　　　王尧：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表述。现在看来，不仅“文化大革命”是个问题，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问题。　　　　
　　　　李锐：而且是个绕不开的大问题。　　　　
　　　　附录：《李锐王尧对话录》后记　　　　
　　　　这本对话录的主角李锐是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李锐对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思想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始终怀着积极的姿态敏锐、直率地回应现实中的思想文化问题。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想文化语境中，李锐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角色日渐鲜明。他对当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从来不是单一的关注一个个纯粹的语言问题，缠绕他的始终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中国问题”。在这一点上，李锐兄和韩少功有异曲同工之处。一起和李锐他们去湖南乡下看少功的方方告诉我，李锐和少功在一起就要争论那些思想理论问题。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　　　　
　　　　近两年来，我和李锐有过多次合作的机会，或者说有过多次向李锐请教的机会。他和莫言是首先被邀请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作家，他们俩良好的开端，才使这个“讲坛”得以高水平地延续了两年。我和李锐在2001年最初对话时，便感受到了李锐思想的力量，以及他执著的情怀和赤诚的人格。我和李锐几乎无话不谈，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也感觉到了李锐的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