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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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貌上来讲，那几个当“国军”的人竟然是很英俊的、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而当过我们八路军的却有几个是脸上有麻子的，甚至是身有残疾的。从这一点上来说，“红色经典”已经是不真实的了。就村子里的情况来说，那几个当了国民党士兵的孩子家里其实是很贫困的，其中一个人的母亲常年讨饭，家里穷得真是“无有立锥之地”，而有几个地主富农的孩子反而去当了八路。我在农村时，与那个劳改归来的国民党士兵聊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当八路当“国军”，他说，当时家里没饭吃了，当兵吃粮去。父母说，你当“国军”就是了，你不要当八路，当“国军”吃得好，穿得好，有前途，有希望。于是就去当了。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历史，泾渭是很分明的，但一旦具体化之后，一旦个体化之后，就会发现与教科书上的大不一样。究竟哪个历史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呢？是“红色经典”符合历史真相呢，还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真相？我觉得是我们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真相。当然，这里我们不涉及对那批写作了“红色经典”的作家们的人格批评和对他们的才华的判断，其实，这批人里边不乏具有真知灼见者，他们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那样写，就像许多在新时期大红大紫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不遗余力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发表过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一样。就是我，不是也在水利工地上写过那样的小说吗？没有发表那只能说我写得还不合当时的标准，不是说我不想发表。　　　　
　　　　王尧：我想知道，“红色经典”对你的创作有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　　　　
　　　　莫言：当然有。像《苦菜花》就是如此。我举个例子：当时的小说中描写的爱情，革命的意义大于生理的意义，总是那样理想、完美，其实是遵循英雄爱美女的老套。《苦菜花》里的爱情描写我看了以后很难过。八路军排长王东海是个战斗英雄，驻地有个女人名叫花子，丈夫为掩护八路军牺牲了，她成了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孩。另外还有一个八路军的卫生队长叫白芸的，又漂亮又有文化，她对王东海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能不能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那个排长说不行。这时候，花子左手抱着一棵大白菜，右手抱着个孩子，进来了。她的丈夫是为了掩护这个排长而牺牲的，这就暗示说他要对这个寡妇负责。于是，白芸就抱着花子说了声“好姐姐”，以后就主动地走掉了。我当时特别难过，我觉得这样写不好。我觉得英雄排长王东海和白芸好了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英雄配美女；而找了个农村寡妇，带着个小孩，使人感到很不舒服。这说明当时的我虽然年轻，但脑海中的封建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传统的思维中认为，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才会去找寡妇结婚。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对再婚寡妇的歧视，这种封建文化的影响直到现在在我的故乡还是存在的，再下去十年八年也不会消除。我走上文学道路以后，才觉得这个排长的行为是非常了不起的，回头想想花子和白芸这两个女人，我竟然也感到花子好像更性感、更女人，而那个白芸很冷。这些都是很主观的联想。《苦菜花》里面，有许多残酷的描写，对战争中性爱的描写也是非常大胆的，里面写到了长工与地主太太之间的爱情等，写到了一个有麻子的男人与自己的病秧子媳妇的爱情等，当然也有革命青年德强与地主女儿（实际上是长工的女儿）杏莉之间美好的爱情，但就是这唯一美好的爱情，作家竟然让他们没有成功，他把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杏莉给写死掉了。我觉得，《苦菜花》写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爱情已经高出了当时的小说很多。我后来写《红高粱家族》时，恰好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小说中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性的问题，譬如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枪炮和子弹，八路军穿的什么样子的服装等，我从《苦菜花》中得益很多。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说，“红色经典”对我的影响是很具体的。在语言方面，影响到我语言风格的因素包括你提到的“红色经典”，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流行的“毛文体”，准确地说是“文化大革命文体”，也可以叫“红卫兵文体”。这种文体发展到后来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那时候每年都有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种文体把汉语里华而不实的部分极端放大，是一种耀武扬威、色厉内荏的纸老虎语言。在汉语里我觉得有很多不准确的形容。像《史记》里就有“怒发冲冠”、“目眦皆裂”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头发再硬再发怒，也不至于把帽子顶起来，这种语言说起来很解恨，但不准确。我不知道在外国语言里是否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们汉语里面特别多，“文化大革命”期间把这种东西极端放大，但这种东西对我的小说语言还是有潜在影响的。　　　　
　　　　王尧：我们谈到了小说中的爱情，但我们没有提到生活中的女人和爱情。　　　　
　　　　莫言：这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谈的问题。真正的情感，应该珍惜在心，一拿出来示人，就是亵渎。　　　　
　　　　附录：《莫言王尧对话录》后记　　　　
　　　　这本书其实是莫言的精神“自叙传”。　　　　
　　　　因为有了建法兄的邀约，我和莫言有缘在2001年的夏天相聚大连。那次聚会，是我近几年最难忘的记忆之一。我和建法兄有关开设“小说家讲坛”的想法首先得到了莫言的肯定，他和李锐率先到讲坛作了精彩的演讲。如果没有他敲响的开场锣鼓，我和建法兄可能就会动摇。有了“小说家讲坛”，才有了后来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我一直认为莫言是个天才式的作家，在对话中便说了类似的话，他在修改对话稿时把“天才式”这样的措词改成了“有点才华”的表述。我当然不会同意他的修改，文责自负，尽管莫言本人不同意，别人看到这样的说法或许也不赞成甚而不舒服，但我还是说了。　　　　
　　　　莫言对世界的认识和叙述是独特的，而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他意识到所有的人都被一个“鸟笼”罩住，但他在想象和叙述世界中飞出了那个鸟笼，他的心灵、才情始终在飞翔。他的每一次飞翔，几乎都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不论是《红高粱家族》，还是后来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莫言称故乡为他的血地，他从那里获得了血性，他在回到故乡和超越故乡中成长起来。在整理好这本对话录后我意识到，这本书其实是莫言的精神“自叙传”。　　　　
　　　　莫言说“叙述就是一切”，这一点我在和他对话中感受到了。他一旦沉浸在叙述中，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状态和力量。他的小说文本，呈现了叙述的力量，他的言说，同样突出了叙述的张力。莫言这人受到过好多委屈，可他自己也委屈自己，什么笔名不好取，非取“莫言”。各位看官，你看他在这本书中多会说话。这是一本说话的书，是现代散文中的那种“闲话”体。　　　　
　　　　在开始做这本对话时，莫言就说到马尔克斯的访谈录《番石榴飘香》，他后来又说我们做不到《番石榴飘香》那么好但还是要认真做。就像我们不赞同“中国的马尔克斯”这样的说法一样，我们既不赞同也不敢说这本对话录———准确说是莫言的访谈录———是“中国的《番石榴飘香》”；但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之于莫言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同《番石榴飘香》之于马尔克斯。　　　　
　　　　注释：　　　　
　　　　①选自《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后记

　　　　这一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最终选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让人兴奋和惶恐。莫言在发表演说时脱稿道：现代文学馆的神太多，我紧张得叫不出老朋友的名字。这句话没有见诸报端，可惜。在为获奖者丛书编选这本论文集时，我想起自己在现代文学馆的惶恐不安，又仿佛听莫言在说现代文学馆的神太多。　　　　
　　　　论文集分为四辑。这四辑文章大致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从事文学批评的状况，研究“文革文学”的论文希望有另外结集的机会。我在获奖感言中提到文学批评应当促进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收在第一辑中的《重返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以及《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等论文，反映了我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最新想法，包括对文学史写作方法论的思考。其中用口述史的方法写作“新时期文学史”是我倾注了心血的一项探索，我期待这项工作能够给文学史写作带来新的气象。第二辑是我研究散文的部分成果，90年代中后期，我主要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在这个领域，但一般人认为我是从散文研究起家的，因此，集子也收录了这方面的成果。第三辑是几篇关于小说家、诗人和编辑家的文章，我很少对作家作品进行跟踪式的评论，偶尔涂鸦，这也是我不敢称自己为“批评家”的一个原因。从2001年开始，我用相当的精力和林建法先生在苏州大学主持“小说家讲坛”活动，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小说家讲坛》与《“新人文”对话录》丛书，这是我和一些朋友试图拓宽文学批评领域、有所改变大学文学教育现状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知识分子思想风度的尝试。第四辑中的文章大致反映了这些活动的轮廓。　　　　
　　　　在重新编辑这些论文时我心里仍然忐忑。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和舒屏兄不知深浅出第一本论文集时，我在后记中针对自己的弱点特别强调学养积累的重要性。十多年过去了，我差不多还要说同样的话。我越来越感到在面对伟大的传统、杰出的先贤甚至是同时代的优秀者时，做人与治学都还是谨慎些好。当年金岳霖先生说：“一个哲学家的生平，只要看他的哲学思想便可以了然了。”这种境界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们实在缺少能够把信仰、学养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学问，平庸如我也只能用砚边点滴涂抹些自己关于文学的想象。　　　　
　　　　在北京颁奖前夕，主办单位要求获奖者自己物色一位颁奖人。我给谢有顺兄发邮件说，如果建法到京就请他颁奖，如果他不去就请你颁奖。最终，还是建法和有顺一起给我颁了奖。我再次说出当时的想法，以表达我对建法和有顺的敬意，同时也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　　　　
　　　　王　　尧　　　　　　　　　
　　　　2004年6月20日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