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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诸葛亮必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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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步骘来,诸葛亮的目光则短浅的多。他给刘备出的主意是: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诸葛亮的主意早在步骘的算计之中,而诸葛亮试图以攻打樊城瓦解敌人联盟的计划却落空了。后来,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樊城守军和曹操派来的援军击溃,而荆州也被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偷袭得手。最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死在东吴手中。 
  至于那个被诸葛亮大骂“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的虞翻,在后来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他成功说服了被关羽派驻在公安的大将傅志仁投降东吴,傅志仁又介绍南郡大将糜芳也前来献城投降。这样便彻底断了关羽的后路,使得关羽无一点立足之地,不得不陷入落荒流窜的局面。   
  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曾有一段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大体意思是,蜀魏两军对垒,魏军师王朗上前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骂了个狗血喷头,气急之下,掉下马来,吐血身亡。原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郭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车。于是两军皆退。 
  读者阅读这一段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过瘾,并对诸葛亮的口才惊叹不已。然而,所谓“骂死王朗”实则又是一个伪造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王朗是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四朝重臣。他的向上劝谏往往以体恤民意、减轻赋税、严明法度为主。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传于后世。可以说是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 
  关于王朗之死,《三国志》只是用“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来描述。根本没有什么“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说法。   
  当雄辩走向歧途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拼尽全力要压倒对方,却忘却了孙刘的合作大计。似乎辩论不是为了得到真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后来,这种为辨而辨的劣根性被我们全盘继承了。 
  魏晋玄学一派,便是为辨而辨。很多文人出于恐惧不得不向司马氏低头,但又不愿为其卖命,便整天谈些与时政无关的哲学理论,相与论评批驳,借以显示自己学识高深。在洛阳内外,这种玄学坐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是便逐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东晋时期,玄学之风蔓延到王公世族。他们不学无术,但也要付拥风雅,甚至相互之间出现了胡说八道的现象。由于整个国家管理层陷入了虚妄的“雄辩”风中,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导致内乱频起,外祸不断,最终发展为“五胡乱华”的格局。 
  诸葛亮这个雄辩者,为了达到辩倒对方的目的,不惜采用了人生攻击的方式。这种辩风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捕风捉影的谩骂交织在一起,使无数“牛鬼蛇神”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中国人的辩论,要么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出声,要么就是缺乏理性的慷慨陈词和急红了眼相互攻击。仿佛声音不提高八度,就表达不出真理似的。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举动而受无数华人拥戴。但李敖之成名却是借助了骂人。也许李敖可算是一个专职的骂将,用他的话说,他几乎把台湾所有的人都骂过来了。尽管他的评判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却充斥也很多粗话、脏话。有时直接就骂对方“王八蛋”。当然骂得多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出来了,比如李敖说鲁迅白话文写得不好。他拿出鲁迅的《战士和苍蝇》一文,指出鲁迅“苍蝇营营叫”是不对的,为什么不用“嗡嗡叫”呢?而另一位批评家方舟子马上就指出,“营营”二字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李敖批评鲁迅,说明李敖自己欠缺起码的国学功底。 
  近些年李敖逐渐被媒体所利用,不断在公众面前曝光。虽然其雄辩依旧咄咄逼人,但其思想的深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甚至还让人们感到了几分娱乐的味道。 
  国内也有不少的愤青试图向李敖学习,然而只是学会了其骂人的气势,却全无李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通过互联网,我们经常可看到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但却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论坛上的反日帖子来说,只是一味地发泄,粗话、脏话满天飞,却很少思考中华民族该怎样超过日本。总之,真正能为整个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1)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均是虚构、伪造的故事。但后代人却在这种回味“伪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国人不仅羡慕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在模仿着诸葛亮的狡辩之功。“亚洲大专辩论会”(后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亚洲大专辩论会虽冠有“亚洲”之名,但并没有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强国参加,它实际上主要以华语为参赛语言,所以参加队伍便局限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区。也就是说,参赛的选手基本都是华人,是诸葛亮的后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跃的“舌战群儒”的细胞。 
  1986年,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代表内地的北京大学队获得金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决赛录像创收视新纪录。从此之后大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辩论热”。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12演播室》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赛事情况,刊登决赛辩词。参赛队员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使他们感到仿佛进入了“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一时间选手们成了人们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内地各种辩论赛也开始火爆起来,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大学生、中学生们个个摇唇鼓腮,颇有一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架势。 
  在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的1997年,大专辩论会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但参赛选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分析大专辩论赛时就会发现,大多数辩论活动根本不能带来智慧的启迪,相反倒容易使我们落入伪智慧的圈套。 
  在复旦大学校庆网上,刊登着一篇校党委书记秦绍德纪念该校学生“舌战狮城”的文章,文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复旦学生获得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历史,但笔者却从中看出了讽刺的意味,我以为这篇文章恰恰是国人贪恋“口舌之辩”的最好证明。试看该篇全文摘要: 
  “狮城舌战”何以在学校历史的长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过了十年,我们逐渐明白到,那次辩论赛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争第一的精神。复旦历来有追求卓越的传统。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在复旦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就已经代表内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届另一个兄弟院校未能卫冕。于是,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改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国家教委电令复旦组队参加,要求捧杯回来。复旦人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下同心,坚信一定能凯旋而归。党委立即调兵遣将,让学识渊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领队教练,停教一学期,全职投入。曾任第一届辩论赛领队、头脑敏捷的王沪宁教授自告奋勇任顾问。又抽调时任副教务长,有丰富思想工作和组织经验的张霭珠教授任整个工作的负责人,人事处长张一华任联络员。精干的班子一组成,机器就运转起来了。为了学校的荣誉,广大学生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遴选队员的一场场辩论会成了动员会,全校热气腾腾。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师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赛前准备,再次夺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赛后,当有人了解到我们曾请过五十位教授给队员们讲授天文地理、科学人文、国际国内各类课程时,不禁咋舌:你们复旦这么认真!是的,复旦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认准了做一件事的价值意义,就会用十二分的智慧和想象去构架,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2)   
  其次是团结牺牲的精神。辩论赛是件有趣的事儿。层层辩论、筛选很残酷,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无声无息。可是学生们仍前仆后继,踊跃参加。大家都说着一句话:目的在于参与。事实是辩证的,没有几百学生的参与,哪来优秀辩论队员的脱颖而出呢?赴新加坡的辩论也是一样,场上辩论的是四名队员,背后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在为他们作准备,大家都团结在一项神圣的使命周围。当队员们载誉而归的时候,无名英雄们没有一个伸手要分享荣誉,没有一个往前挤着出境。有一件小事至今使我很感动。当时,决定赴新加坡参赛组团的名单时,由于名额所限只能去两位教师,俞吾金、王沪宁负责赛事必须去,那末担任总负责的张霭珠老师反倒不能去了。当我为难地找到张老师时,她却坦然地安慰我说,我没有事的,你放心安排好了。须知半年里,张老师为辩论赛事做了多少工作,连她全家都对辩论队倾注了十分的感情,拿着家里炖好的汤给队员们加营养,已成了经常的事。临到有出国赴赛的机会时,她却悄悄地退到了后边,毫无怨言。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正因为许多复旦人把自己融入了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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