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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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陆续进来一批买“便宜书”的关系户,大妈也就无心开导不谙经商之道的
记者,急忙去料理自己的生意去了,看来她的确很繁忙。
在图书批发市场的3楼,记者看到这里经营的几乎都是礼品书,这类书定价在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而令人奇怪的是,这类书的批发价格大都还不到1折。
记:《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呢?
摊:100,还不到1折呢。
记:原价是?
摊:1280块。
记:100块钱就批了?
摊:对。
记:能开发票吗?
摊:能啊,到后边就开了。
面对如此诱人的礼品书,面对书商如此周到的服务,记者不禁产生疑问,这些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批发价又是怎样“出炉”的呢?在另一家书摊,记者从一位书摊的老板那里找到了答案。
记:为什么这么便宜?
摊:自己家的书,自己家装订,都是一条龙下来的。四大名著××出版社的最好卖,才卖55一套。
记:我要给这个出版社打电话进点儿货能多少钱呢?
摊:就这个出版社这一版书我们包了,版权我们买了。它都
不允许卖这书,卖这书等于是违法。
记:给一笔钱就把它包下来了?
摊:对,我卖多少就是多少,跟他没关系。
记:我还可以开发票?55就可以开?
摊:可以。
记:假如我买一套55,开1000您都能开?
摊:能开。
记:假如我就买100块钱的书吧,您能给我开1000吗?
摊:能,我们开市场统一发票。
记:我把书拿走了,市场那不会验我货呀?
摊:我给你开,我盖个章,我担保下来,我开多少他就不管了。
这家书摊看来很有权威,不仅可以自己印书、自己装订、自己发行,还可以随便填写发票的数额帮助客户逃税、报销,也可以花钱买断出版社的版权,并能够决定出版社是否违法!什么都是自己家的。相比之下,出版社若真是看书商眼色行事的话,似乎倒不风光了。
针对在调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图书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周秉华。周主任认为:对出版社来说,编辑、印制、发行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否则即可认为是买卖书号。他说,这种不法情况北京最多,查起来也很困难。主要是有些出版社管理很不规范,发书时连书单都不开,这就造成了许多不法书商打着出版社的旗号进入市场,使图书市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给打假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谈及3楼的礼品书时,周主任说,那里的书995%都有问题,普遍存在着偷税、漏税甚至不交税的现象。但人家各种进货、销货等手续齐全,而其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靠一个图书市场管理办公室就可以解决的。他呼吁新闻出版总署应该从上到下都要重视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问题,严格管理约束各出版社,特别要注意所谓合作出书、收管理费等变相买卖书号的现象。
作家出版社的张胜友总编辑在谈及盗版书籍时义愤填膺:
“盗版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呢?明火执仗、公开抢劫!你只要了解图书市场、关心图书市场,你就会发现,满大街小巷、书摊、地摊、一些书店,甚至一些国营书店,都可以发现盗版图书,铺天盖地,已经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公开叫板。那么现在我们和盗版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呢?他们是公开的明火执仗,我们搞得偷偷摸摸。”
非法图书正在大摇大摆地占领图书市场,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税收,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规制度,穷凶极恶地搅乱正常的市场环境。非法图书为何如此猖獗?
原因之一:非法书商与出版社相互勾结,买卖书号,偷税漏税。
作为全国图书出版、发行的最高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对市场中的非法图书怎样看,他们又是怎样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呢?记者采访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市场办副主任张慧光。他说:“非法出版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打而不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搞非法活动的不法书商往往和我们出版社内部的管理人员、包括从业人员有勾结。
像这样5元、6元的书情况比较复杂,往往是不法书商运用买书号的形式,偷漏了国家的税收,用低价买纸张,不用付管理费,不用付作者的稿酬,这样他能够形成一种低投入,但实际上损害的是国家、消费者、读者的利益。在这当中有的是冒用出版社名义伪造书号出版的一些非法的书,有的是和个别出版社或出版社的个别人勾结在一起。当然也不排除出版社库存的书、积压的书低价倾销,比送到造纸厂化浆要好一些吧,发挥它的社会效益。”
原因之二:不法书商日益嚣张;市场管理法规尚需完善。
作家出版社的很多图书都被不法书商盗印。更有甚者,盗版书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正版书公开挑战。让作家出版社的张胜友总编辑最气愤的是,盗版者竟然公开打上门来:
“有一次全国书市,盗版者盗版了我们作家出版社的图书,而且还把海报贴到了我们的展台上!什么意思呢,好像下战表,好像公开告诉你,我盗你作家出版社的图书了,有本事你去告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呢?我们也向有关执法部门举报,但是应该说收效不是很明显。”
对于打击不法书商,张总编给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我们现在打击盗版往往是追源、端窝点,盗版者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玩游击战、玩地道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穷于奔命,当然也取得很多成效,但很难抑制盗版。我建议,应该堵住出口。这就要制定法规、条例,不管你是新华书店、国营书店、私人书店、地摊,如果你要销售盗版图书,我就严厉制裁你,让你再没有经营销售图书的资格。盗版商不是牟取暴利吗?盗版图书没有市场的时候,他还盗来干什么呢?”
原因之三:某些出版社公开盗印,地方保护主义是滋生盗版的温床。
人们普遍认为,图书市场中的非法出版物主要源于不法书商,而某些出版社对其他出版社图书的公开盗印行为,也是非法出版物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因素的背后往往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文物出版社的图书就是被××出版社生吞活剥般地盗印了。尽管是受害者,但他们向记者反映问题时,还是心存顾忌,满腹忧虑,好像盗印者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文物出版社耗巨资出版的《乾隆版大藏经》被××出版社盗版,新闻出版总署就此事曾多次与该出版社交涉,到目前为止,历时8年,该出版社仍旧未做出任何经济赔偿,即使有领导做出的要求该出版社暂停印刷的批示,也不管用。文物出版社认为:地方保护主义是制造盗版的温床,不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盗版现象的。
原因之四:正版书定价过高吓走读者,非法书招摇过市趁机泛滥。
有人认为,正版书价钱太高,不仅导致图书积压过多,而且促进了盗版书的泛滥。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0年全行业积压图书总金额达270多亿元。许多出版社为回笼资金,都不定期地将价格过高、库存时间过长的图书以近于卖废品的价格成批处理给一些书商,这些书最后大都流入了“3元”、“5元”书店。不法分子正是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们以十分低廉的生产成本,大肆盗印畅销图书,并促使盗版书与出版社处理的图书混杂于私营书店、个体书摊,甚至某些国营书店的货架上。更何况盗版书的售价确实又比未处理的正版书便宜得多,人们自然也会乐于接受,于是盗版书的生产销售就愈发猖獗。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扫黄打非工作的黄培新处长曾经说,盗版书的市场份额现在占全国图书市场份额的1/3,当前的盗版技术随着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得到提高,再加上其明显的价格优势,致使盗版书屡打不绝,甚至越打越多。
非法图书就像一颗能够随时扩散的毒瘤,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侵扰着正常的市场经营,侵吞着国家的财富,侵害着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如果我们任凭非法图书这一文化毒瘤扩散下去,那么它将摧残的不仅仅是我们要维护的公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更是中华文化的本身。
第一章 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2。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一)
文/张磊
盗版史
正如今天的不法书商为牟取暴利大量印制盗版图书一样,在古代,图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盗版现象——古人称之为伪作。古代由于印刷技术落后,图书出版数量很少。有的古籍经过多年流传之后,逐渐流佚或失传。而那些利欲熏心的书商,往往用新本冒充旧本,或将普通本伪造成善本,有的甚至高薪聘请雕刻高手、抄手,摹制稀见的古籍版本。例如隋代有位叫刘炫的人,为迎合隋文帝酷爱《易经》的嗜好,竟伪造先秦著述的易经祖本——《连山》、《归藏》两部图书,献给隋文帝。
在我国出版史上,大量作伪古籍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明代大学士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详细记述了宋元版书的作伪情形:“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茧纸,或用糊背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早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中板残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作伪之术,数不胜数。有清以来,特别是进入近代,印刷术得到迅猛发展,古籍图书的作伪手段越来越高明,不仅有宋元古籍一项是仿制的主要对象,就连明代的专供皇家御览的大字本古籍,以及清代康雍乾时期印制的珍稀版本也成为作伪的目标。
经过中国近现代的多年战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流传于现今的古籍已经越来越少,价值自然十分珍贵。在中国书店海王…、嘉德等拍卖公司的古籍拍卖中,宋元时期的古籍可谓寸纸寸金。一页宋版书的拍卖价一般都在万元左右,成本成套的宋元古籍,更是无价之宝,如果谁家现在收藏有一套宋元古籍,就可以步入古籍收藏家的行列了。记得前几年海王…拍卖公司以1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一卷南宋《资治通鉴》的残本。巨大的经济利益、诱人的投资前景,促使古籍收藏热不断升温,促使一些靠造假起家的古旧书商,纷纷仿制古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