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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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砬鬃猿吹拿蠖闹省队矫贰贰！仙嵛裁囱≈姓馐状剩谏泶δ茄恢执呈保嵋院沃中男髌肺妒实囊饩常缃裼涝妒歉雒铡！�298然而，转瞬即逝的真实历史，可能并非有人们希望看到或想象中的史诗般恢弘悲怆的场景。换言之，“史诗”往往是已经被艺术化了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用洛德的话来说就是：“即便是歌手已经使歌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但是这支歌必然因为他的不断加工而出现变化。不仅如此，这支歌也会被别的歌手接受并演唱，并使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而在这些歌手的手中，歌还要经历其他的变化，而且这一过程将代代延续。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一支特定的歌里，追溯这个过程的每个具体步骤。当然，有一个原创的歌。但我们一定得满足于我们已经拥有的文本，而不要怀着猜测的动机，猜测原创文本到底是什么样的，试图去‘纠正’或‘完善’这些歌。”299人们当然十分愿意并满足于把“史诗”的“历史”作为唯一的历史，即“原创的歌”来传诵，特别是当它具有或想让它具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反过来，正像我在上面刚说过的，“史诗”一旦写就，任何的质疑都会显得不合时宜。比如，1989年1月21日王行之在《文艺报》发表《我论老舍》以后，就因在对“老舍现象”的论述中有贬低、否定“史诗”的言论而受到另一位学者李润新的反驳。王文认为：老舍在1949年以后的创作，是在“狂喜”和“万岁”声中走向了“艺术大滑坡”。建国后的老舍，“感情的信赖代替了理性的思考，使老舍本来清醒勤快的头脑变得有些懒惰、迟钝了，不，似乎他已习惯了用自己的思想去诠释别人的思想，相信真理已被别人说荆”老舍“把极其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轻易泯灭或异化了。”老舍在自杀前，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糟糕的中国人”进行了又一次的批判，他“豁然醒悟，感到以往的愚昧宣传中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在……痛苦啊，这是一个作家极大的痛苦！悲哀啊，这是一个作家难以言传的极大悲哀！往事不堪回首了……一步步向水中走去……”300李文在反驳时认为，王文对老舍自杀的“原因”及其自杀前心态的“猜测”，只是“一种不实之词的妄语怪论，大有强加给死者，不惜鞭尸问罪之感，使人不能不为老舍鸣冤叫屈。”301那他赖以支撑的“充分”论据，是巴金的《怀念老舍先生》、舒乙的《父亲的最后两天》以及张林琪、白瑜的《宁折不弯》这三篇文章，还有就是老舍笔下的那几个自杀者的文学形象。他认为单这三篇文章就足以“合成一个铁一般的历史见证，昭示天下：老舍自杀前，他心中的坚强信念只有‘我没有问题／‘人民是理解我的／而绝没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悔恨；只有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满腔怒火和仇恨，而绝没有‘感到以往的愚昧宣传中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在’的‘极大痛苦’和‘悲哀’；只有对万恶的‘四人帮’最强烈的控诉和最有力的批判，而绝没有‘包括批判他自己在内对‘糟糕的中国人’的又一次批判。”302然而，现在看来，研究老舍之死，仅凭上述非第一手文献史料的三篇文章作为论据，力度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但其实，不难看出，李文也同样是在自认合理的论据上进行自认合理的“猜测”，并由此得出自认合理的结论，即悲壮的“史诗”。暂且不论“八·二三事件”的错综复杂，也不对老舍自杀前可能有的心态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仅就“四人帮”这一政治现象来说，众所周知，它的出现是在老舍自杀以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话语，无疑是想让老舍之死的“史诗”与当时的现实政治挂钩。而所有这些这林林总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否都和口述历史有些关联呢？带着这样的学术推想，我开始关注口述史理论。套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译者导言的话就是，“帕里…洛德理论”既是对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做出的当代的回答，也为我提供了解决“现实的”学术问题的一把钥匙。303约翰·托兰“捕影”“历史”的启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的相对滞后，使我很自然地向西方史学界寻觅，以求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我常常从中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对历史有这样的认识，历史也可以有这样的写法，心中的敬佩与崇敬难以言表。我甚至常常禁不住对他们许多思想深刻的睿智妙语，击案叫绝。他们全都是我的精神导师。这是读国内学人的史学著作所不易发生的。
在活跃于20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中，美国的约翰·托兰是我接触较晚，却深感触动的一位，这主要来自于他书写历史的原则。正如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所作的评估：“在他的每一本书中，托兰都要采访那个历史事件的实际参与者，有时是采访好几百个。以便从这些最了解这件事的这些人处得到这件事的各个方面。他尽可能地对这些被采访者持一种客观态度。‘我相信这是我的责任，’他说，‘把一切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得出结论。我把自己的意见控制在最小限度。’”304当我1993年开始采访“八·二三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时，尚没有读过约翰·托兰的任何一部战争史。好在这种不幸在2000年读到他的自传《历史捕影》时，变成了一种意外之喜，原来我的口述史“田野作业”，与他竟有许多天然相通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当我每每从实践中得出自以为深刻的历史见识，只要回眸前辈学人的学术思想，并无什么新鲜可言，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这曾一度令我再不敢轻易表露出丝毫的学术惊喜。不过，我觉得这总比没有实践就盲目、懵懂地先被某个理论灌晕了而难以自拔要强得多。
口述史的发生（4）
约翰·托兰在42岁以前，除了自己，这个世界都把他视为一个失败者。而当他写出了描写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突出部战役》、《阿道夫·希特勒》、《无人之地》、《丑闻》、《战争之神》和《占领》等一系列战史，功成名就之后，到84岁写《历史捕影》这部自传时，反思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偶然，也不是有意设计，而是因为命运。”他在24岁以前，曾真心诚意地想做一个剧作家，干过许多不体面的工作。30多岁了，还爬过货车，完全是一个流浪汉。他发现自己擅于挣钱，却从来没成为一个商人。钱对他来说，总是一种手段，可以帮助他完成学业，使他有时间写剧本，能够抚养家庭，但挣钱永远不是目的。
那他何以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呢？“我总是一个倾听者，喜爱倾听那些如此生活一生的人，听他们述说这种生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会见访谈了数以千记的人们，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多少感觉到我想倾听，而是真心诚意地喜欢会见他们。我所会见的这些人中有许多干过骇人听闻的事，但这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问题。我没有被派去审判他们，而只是去倾听他们就自己在20世纪这部混乱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305像他在成名作《突出部战役》的写作中，几乎采访了将近400个那场战斗的幸存者，其中包括在那场战斗中被俘的75名平民。为了搜集材料，他在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旅行了十万英里以上，到过美国国会的议员听政室，到过在波恩的联邦德国议会大厦，到过原纳粹德国在达豪集中营的毒气室，到过西点军校、五角大楼、比利时的石材矿、西班牙的浴场，还有齐格菲防线及许多旧日的战常他从他的第一位指导老师、出色的剧作家泡特·爱默逊·布朗那里学到了：“我凝视着我的人物，让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说他们不得不说的话。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的人物是真的人，而非我想象出来的产物。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观察双方，但并不加入某一方。‘这真是容易，我只是记录而已。’事实上，一切当然要复杂得多。我必须不断地对我的材料进行分类、安排，决定使用哪些省略哪些。我还要尽量把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在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与一个叙述者他说——或一份官方报告或政府声明说——发生过的事情之间进行辨别。我尽量避免的就是掺入个人的评判或是解说，那就是意味着不是作道德方面的评价，就是要找出某种事件之外或事件之后的‘意义’的企图。我还学到了另外有益的一课：永远不要去写那种‘半真相’，所谓‘半真相’自然也就是‘半谎言’。”306托兰记得自己八岁时，布朗就把他带到他公寓的工作室，看过一个微型剧院的模型。布朗转动着舞台上可移动的人物，对托兰说：“我俯瞰戏中的这些人物，我让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我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这一手，我是情节这部机器的神灵。但是，人物却是独立于我的，我坐在那里，让他们说他们一吐为快的话。”正是布朗教会了他如何“消隐自我，在均衡中去掉自己的意见和评判。”到后来写战史时，他即恪守和运用这一原则，他“学会了自己必须出去，去会见那些在历史中扮演了或大或小角色的人们，而不仅仅只是在档案中阅读他们。”307作为他的历史的见证者们，从受访之初就得到一种庄严而郑重的承诺：他是“要说给所有人听的，因此，对任何一个事件的相互冲突的说法将会保持原样，读者和历史将会评判它们，而我不会。”308我在采访作家草明时，即对她作过几乎同样的承诺。因为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她一直被众口一词地认为，是最难脱干系和最该负历史责任的个人之一。“八·二三”那天，正是由于她的揭发，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老舍受到红卫兵惨烈的毒打。甚至有许多人索性以为，老舍最后投湖自杀，是草明的揭发直接导致的后果；她就是元凶之一。如此看来，作为当事人的草明，当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己对事件的叙述及后来的态度怎样，就显得尤为重要，意义和价值非比寻常。
我一直认为，像“老舍之死”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是不好把所谓的历史责任算到某一个个人头上的。我想，她无论承认与否，这件事肯定已经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难以弥合。所以，当我第一次打电话约访时，她干脆婉言谢绝了。她觉得我可能是受了老舍家人的指使，说不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我屡次三番地试图说服她，并做出了托兰式的承诺：“你有权利和责任把当时的历史说出来，为历史作证，而且，这是说给所有人听的。”我还再三保证，我的采访与老舍家人没有半点关联，纯属我个人行为。不知是为我的真情与承诺所动，还是她确实要向“所有人”有个交代，她终于说出了“所有人”都指斥她说过的那句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的话。
约翰·托兰的战史写作，被誉为写的不是将军或政治家们的战争，而是士兵和平民们的战争。因而，他也就更加关注重大事件中的人和细节，关注在重大事件中可能会被意识形态因素忽略或遮蔽的多面性。309他这种“非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