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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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563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564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565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也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566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567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2）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568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就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569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长之也认为，“老舍是擅长讽刺的，就讽刺表现的一方面说，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讽刺“中国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脸”这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他与鲁迅“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570正因为此，老舍才觉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辩“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满一般人把“油腔滑调”理解为“幽默”，难免招来“正人君子”的“诛伐”。尤其“革命期间”，若还表现出“幽默”的“可爱”，那“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可一个人的幽默是骨子里带出来的，“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还容让人。”“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571显然，老舍是在抱怨由“幽默”而受的委屈，自然也有质疑：彻底革掉了“幽默”的革命就一定是彻底的？老舍的话外音也许是，那样的革命比之“危险”的幽默更危险。
老舍是执意要“幽默”的，因为他懂得幽默者要“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572而且“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573“一个大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这里所谓的幽默家，“是说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成为文章。”574可以看出来，老舍是非要赌一口气，不信自己就成不了“幽默”而又“捉住现实”的大小说家。
幽默与写作——幽默的果老舍写作上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有时到了成也幽默，败也幽默的程度。“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联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些，我觉得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是并不把自己除外。”575我感觉，老舍的“喜剧式”幽默运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是一种蕴满了灵性的智慧里的俏皮与诙谐，而一旦到了小说中，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就使作品的张力有所消解。“我极喜欢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576但他从来不看低幽默，因为像“英国的狄更斯……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577难得的是，老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玻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是一样的。”578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默”的“毛脖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另外，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无自得地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579我以为，与老舍小说不同，他散文里的幽默，多是轻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或许他这时的幽默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幽默中的一个典范，是属于给中国人挣脸面的那种幽默。至少当有人指责中国人不懂幽默时，我们还能说老舍是幽默的。可如果中国人的幽默里就剩老舍了，那实在可悲。这也是老舍不愿看到的，因为生活中从来不缺乏可供幽默的佐料。老舍幽默散文里的佐料不全来自生活吗？他打趣、针砭、讽刺的那些个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反照。他把它们拆散、肢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关于老舍运用幽默语言，也就在掌握“烹调”火候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说火候刚好，调料、用油配制得当，菜肴耐读耐看，美味可口，且极易吃上瘾。心里只有佩服的份儿，学不来这门手艺，只有去做回头客。吃得多了，胃口倒也上去了。你会慢慢发现，身边的一人一事一情一境，都是可以幽默的，或消闲，或讽刺，全在调配与火候。老舍是当然的幽默熟饪大师；二说老舍的烹调火候过了，经常故作俏皮，耍幽默，结果给人一种“油嘴”的感觉。并说幽默这东西得无意间小炒，可能会是好菜。如果刻意爆炒，就会叫人吃腻了。自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不可强求。这幽默的火候也只有大师能掌握好。火小了，半生不熟，如哽在喉，难以下咽。火大了，又满嘴油滑，利落了嘴皮子，却亏待了舌头上的味蕾，余韵皆无。我是极偏口老舍幽默散文的，是吃上瘾的那种回头客，随便哪一篇，每每读来，从没觉得过时和陈旧，他幽默的许许多多的人和物事，有许多今天仍在生活里徜徉。《当幽默变成油抹》、《考而不死是为神》、《避暑》、《习惯》、《有了小孩以后》、《多鼠斋杂谈》等篇，怎能读得烦呢？
老舍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且幽默里的俏皮、机锋无不闪烁出睿智的亮色。他幽默里的自嘲，也绝不仅仅就是拿自己说事儿，而是在所谓表面“油滑”的背后潜隐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老舍在追忆1924年抵达伦敦接受英国海关检查时，曾风趣地写到：“那时候，我的英文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也把英国人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把他所接受的英语教育数落了一下，其实也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学英语的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英语教育以后，仍然说着“哑巴英语”一样。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3）
老舍的幽默不但没过时，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那种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的语言大师。若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谁人能知晓。
幽默与悲剧意识——因果的宿命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舍居然在1957年反右开始前，当时的悲剧创作已全部“被打入冷宫”的时候，写下了他平生唯一一篇专论悲剧的文章《论悲剧》。他认为悲剧是“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这就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还诸多哲学家、美学家所阐释的悲剧在精神气质上相吻合了。以别林斯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