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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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细节？
就是徽宗一番最人性的道白。
《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写道：
李师师叫燕青吹萧，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艳词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
一个“私行”说出苦衷，一个“消闷”说出无奈，一个“勿疑”说出人性。是呀，身为皇帝的人还不如当年他一个郓城小吏自由里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结婚，皇帝却不能这么做！我宋江敢同阎婆惜公开同居，皇帝却不敢。
这皇帝有个什么当头儿？！招安，还是招安好。
第二章圣人的道德谎话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