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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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绝大多数是从人物的日常生活取材的,并非今日人们所理解的“重大题材”。鲁迅从不正面描写战争、革命、流血斗争;即使《阿Q正传》里有“革命”一节,但也没有正面去写。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他短暂一生的一个插曲,一个“大团圆”前的悲惨插曲。除此以外,我们再没看到鲁迅描写“革命”了。鲁迅表示过,他在日本文学中最欣赏夏目漱石。夏目是提倡“余裕”小说,不主张写重大事件的。这方面,鲁迅很可能受到夏目漱石的影响。
虽然如此,鲁迅在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却没有忽视矛盾对比的美学原则。他使用了多种手法,来突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对比,并使性格冲突戏剧化。因此,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凡人琐事,照样是引人入胜的。
一种矛盾对比,是在不同性格接触中展开的,它们往往采取了冲突的形式。例如《风波》中的七斤与七斤嫂;《阿Q正传》中的阿Q与王胡;《肥皂》中的四铭与四太太。等等。但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不采取直接冲突的形式,而采取对称的形式来进行矛盾对比。《伤逝》是这样一个例证。这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本是一对真挚的恋人。子君曾呼唤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毅然地离开家庭,同涓生结合了。然而同居之后,生活把二人扭结在一处,性格上的歧异就日益暴露出来了。涓生要拼命应付一次又一次的生活打击,不想放弃“翅子的扇动”,以便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她陷入在“川流不息的吃饭”、“喂阿随,饲油鸡”以及“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中去。最后,子君终于悄悄地离去,回到父亲家中,不久以死结束了一切。这是一个悲剧。两个不同的性格,在这个悲剧中生死殊途了。然而,它们不是通过冲突,只是通过对同一命运的不同反应,表现出性格上的矛盾对比。《离婚》中的庄木三及女儿爱姑也是这样。他们是一家人,共同去到爱姑婆家打一场离婚官司。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父女性格上的差异显现出来了。婆家请来了地方绅士七大人,拿了主意,出了价钱。这时,“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庄木三,竟“说不出话”了。但爱姑却不畏强暴,说出这样勇敢的话:“那我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斗争的结果虽然还是失败,但爱姑的反抗性格,像炬火一样被木三反衬出来了。这样,读者就对爱姑的个性留下生动的印象。
在一篇小说里,不一定只有一项对比。例如《故乡》,篇幅虽然不长,却包含有好几项对比:“我”与闰土的对比;闰土与杨二嫂的对比;现在的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现在的杨二嫂与过去杨二嫂的对比;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对比……。所有这些,都来源于新旧对比。作者以令人信服的笔触,勾画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给闰土带来的创伤,从而证明“新”不如旧,现实不如往昔。然而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又想幻化出另一个对比,那就是未来与现实的对比。作者祈望闰土与自己的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上述几种对比的交织,增强了对现实的批判力量,还表达了对未来的执著追求。
由此可见,矛盾对比的原则,在美学上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的千篇一律,是艺术创作之大敌。那些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描写,无法写出性格上的矛盾对比。然而,我们不能为了对比而对比;不能像贴标签似的,把矛盾对比外贴到人物性格上去。艺术中的矛盾对比(包括人物、场景、情节的各种矛盾对比),必须是具体的、细微的、独特的,因而必须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一切都不重复,矛盾对比各个有别。鲁迅能够写出那么多样的矛盾对比,是他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鲁迅小说的几个美学特点(3)
艺术表现上的简练的美
作品能够引人美感,简练是原因之一。简练(或称简洁、凝练)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现代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学,通过大量实验表明:人类有喜爱平衡、对称、简练的心理特征。他们把这个心理定律,称之为“完形趋向律”。事实正是如此,人们喜爱简练的东西。艺术作品的简练,本质上是思想的简练;它是技巧圆熟的标志,是才华横溢的象征。它让人节省精力,使人觉得是合乎某种生活目的性和规律性的;因此,它肯定地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鲁迅非常注意文章的简练,特别是叙述描写的简练。为此,他提倡中国传统的“白描法”,说道:“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关于这种“白描法”的要领,鲁迅解说道:“‘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鲁迅的这个观点,与许多作家、艺术家的观点相同。我们知道,雪莱非常讨厌艺术上的繁冗拖沓,说道:“我审慎地避开了一般少年之作常见的瑕疵,诸如散漫冗长,成篇累牍的不切实际的意象,含混模糊,一般化,以及如哈姆雷特所说的‘废话,废话’。”雪莱夫人:《关于〈钦契〉的题记》。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把紧凑当作“作品美学价值的第一个条件”《普希金文集》(1853),第247页。的。
鲁迅小说的简练,首先表现在故事情节上。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以故事的曲折离奇取胜的,《阿Q正传》是一个中篇小说,凡九章,仅从章目上看,就可看出它的故事并非是跌宕起伏、曲折幽深的。阿Q的行状很单纯:第一次“优胜记略”,是在赌场上挨了打,迷里迷糊地把洋钱丢了;“续优胜记略”是先后与王胡、“假洋鬼子”遭遇而吃了亏,最后在小尼姑身上讨了便宜;然而,小尼姑害得他“飘飘然”,以致他在赵府上调戏吴妈,受到严厉的惩罚,造成“恋爱的悲剧”。此后是“生计问题”,没人雇他工了,他迁怒到小D身上,与小D来了场不分胜负的“龙虎斗”。接着是阿Q进了城,发了点财;但他发财的方式很可疑,立即被人看穿,因而“从中兴到末路”,他无路可走了。于是,他很自然地就想“革命”,实际上只是在土谷祠中做了一个美梦;他很快被假洋鬼子喝出,“不准革命”了。再接下去,就是他莫名其妙地被逮捕,给赵家的被抢案当了冤死鬼,完成了“大团圆”的结局。——《阿Q正传》的故事梗概,就是这样简单。它是直线发展的,没有旋涡,也没有突兀矗起的礁石。但它依然有悬念,依然有勾人心魄的艺术吸引力。因为它在单纯的故事框架内,具有相对说来的新颖的情节和丰富的细节。所有这一切,又都统一在阿Q的典型性格之中。由此可见,《阿Q正传》给人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在中短篇小说里,故事应当单纯,情节应当新颖,细节应当丰富。这三者的完美融合,是艺术成功的诀窍。
艺术的简练,当然不限于故事情节上;更重要的,是艺术表现手段(叙述、描写、抒情等等)的简练。鲁迅经常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自己的作品,是白描法的杰作。所谓白描法,实际上就是描写的省略法;或者称之为传神法。中国古代的文论及画论,特别注意传神(神似)的问题。“咏物贵似,然不可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田同之:《西圃词说》。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郑板桥集·黄慎》。可见中国古代的诗歌绘画,都重神似而非形似;或者讲求“不似之似”,以“形神兼备”者,允为上乘。而神似的作品,大抵只在表现对象之本质,故意略去对象的枝节。展现给人们的,是一种省略的美、简练的美。我以为,在全世界人民审美史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注意这种美了。
鲁迅小说的描写技巧正是这样。它的主旨是“传神”。为此,鲁迅应用了以下几种手法:一、根本不对人物、景色进行描画;小说一开篇,就进入人物的行动或对话,在行动或对话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介绍周围的环境。例如《白光》,根本不对主人公陈士成作肖像画;只是在他死后验尸时,说明他“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而已。又如《肥皂》的主人公四铭,作者也不加以素描,仅只在后面吃饭之际,说他“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脸,但多两撇细胡子”。他的妻子四太太,在对话时令人感到活龙活现,然而作者却从未勾画她的面貌。这种手法,我们可称之为“云龙藏影”的手法。二、只作本质性的概括,不作具体的形象刻画。《水浒传》在林冲夜奔那一回中,只用六个字来写雪景:“那雪正下得紧”。鲁迅对此十分欣赏,认为它胜过一大篇渲染铺排。他自己也常常这样做。《在酒楼上》的结尾,只用两句来写雪景:“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在《弟兄》里,也只用两句来描写月色:“院子里满是月色,白得如银。”当然,这里还有“罗网”、“如银”一点比喻,然而已简练得似有若无了。《阿Q正传》中,对于小D的人物描写,更只是抽象概括的一句话:“这小D,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当然,小D的性格,决不能只由这种概括中托出;它主要是由此后一连串行动中托出的。鲁迅在这里用概括的话一笔带过,正是为了迅速地进入生动的动态描写。可见静态之略,须与动态之繁相结合。离开动态之繁的静态之略,将只成为艺术的败笔。三、集中描画有特征的形象。有特征的形象,都是对象的本质形象,也是最“传神”的形象。这在人物描写时,就要强调“写眼传神”。《幸福的家庭》中,鲁迅根本不给女主人公画像,只在关键时刻写道:“‘劈柴,……’他吃惊的回过头去看,靠左肩,便立着他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这在表达女主人公的身份、个性、心情上,看来已经足够了。《长明灯》中的那个想放火的叛逆者,鲁迅的几笔勾勒也是强调眼神的:“他也还如平常一样,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工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这几笔勾勒,也把一个被中国封建制度扭曲了而又不肯屈服的灵魂,和盘托出来了。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