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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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庄严、或滑稽、或悲哀、或憎恶的诸种心态；这是鲁迅借鉴国外表现主义作品而做出的重要创造。　　　　
　　　　散文诗的创作，在中国，鲁迅也是第一人。从《自言自语》一组到《野草》24篇，可以看出作者为展示自我心灵世界而探索运用这一文体，达到得心应手的过程。《野草》融合了鲁迅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奇幻的意象，幽深的境界，象征的方法，冷艳的色彩，精妙的构思，诗意的“独语”：鲁迅所作出的这些最富个性的贡献，使散文诗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里隽妙精美、极具魅力的艺术珍品。　　　　
　　　　杂文更可以说是鲁迅的文体。它虽起源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却主要由于鲁迅的弘扬与创造而成为文学中的一体。这种文艺性的议论文，往往溶随笔、时评、政论、诗、散文于一炉，以便自由挥洒、短兵相接地对时事、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宗教、道德诸类问题作出广泛而敏锐的反应。长达18年的时间里，鲁迅倾注大部分精力，在这一并无固定体式的领域纵横驰骋，使他天马行空般的文思与才华酣畅淋漓地发挥到了极致。鲁迅赋予这种文体以丰厚的审美特质。鲁迅杂文以其思想的锋锐性、深刻性和丰富性，议论的形象性、抒情性和趣味性，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一座罕见的宝库。　　　　
　　　　我们大概无须一一列述鲁迅各类作品在各种文体上的贡献。其实，在文学艺术的许多根本问题——例如思想与艺术，继承与创新，开放与自立，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等方面，鲁迅的实践和理论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它们同样证明了鲁迅作品的经典价值。　　　　
　　　　鲁迅是超前的，也是说不尽的。鲁迅不仅属于20世纪，属于过去，更属于21世纪，属于未来！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论鲁迅小说的理想主义（1）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是在十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进行创作的。长期以来，人们都称鲁迅是“冷静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者，这当然首先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于鲁迅小说的理想主义则谈论甚少。鲁迅的小说究竟有没有表现理想主义，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陈涌同志在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所撰写的文章《鲁迅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中就说：“即便在他的现实主义的小说里，我们也会感觉得到那种有时埋藏得很深的理想和激情的潜流。”恐怕可以这样说，虽然鲁迅没有用理想主义的光芒来照遍他所写的小说，但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处处可见理想主义的熠熠闪光。　　　　
　　　　那么，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同现实主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认识和评价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呢？　　　　
　　　　一　　　　
　　　　通常，人们在自己的人生观中，总有一定的理想存在，这就是对于一定目的的追求。它既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足而产生的遐想，又反过来鼓舞和推动人们去为之奋斗。应该说，完全没有理想的人是很少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想）。即便是最讲求实际的人，在他们的头脑中也不可能没有丝毫较之现实略高一筹的想象。除非是彻底的爬行的现实主义，他们的目光始终不肯超越现实一步。真正的现实主义在其最基本的出发点上，也多少会具有必要的理想。他们会时而把眼光投向未来，用自己构想的蓝图来检测现实的合理性。就是文学史上被认为很少有理想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当他们对现实展开无情的批判时，又何尝不是因为感到现实距自己的理想标度太远；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这理想标度是什么。正是在这个最宽泛的意义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也有一定成分的想象。”　　　　
　　　　然而，本文准备探讨的理想主义，还不仅是指一般生活中人们普遍具有的遐想、想象。从根本上说，艺术不能没有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鲁迅的小说也不能例外。这恐怕是不用论证的常识。我这里是想说，在鲁迅的小说里，显然有着超过一般遐想、想象而具有特定社会思想内容的理想。　　　　
　　　　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喜欢把一些注重客观现实的人称作现实主义者，把一些较多倾向主观理想的人称作理想主义者。这当然不能说是严格的、科学的划分。实际上，无论是从哲学思想或社会心理的角度，都很难严格界定什么是“理想主义”。在这里，我要说的鲁迅小说的理想主义，着眼点乃在其不满足于现实和超越现实的部分，并不是说鲁迅和通常生活中所说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较多地倾向于主观理想。本文也无意专门讨论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毫无疑问，鲁迅的小说从总体上说其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笔者并不认为鲁迅是（或同时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1981年，我和唐同志合写了一篇论文《论鲁迅早期“为人生”的文艺思想》（载《北师大学报》1981年4期），文中认为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也是现实主义而非浪漫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即其根基。然而，如果我们讨论问题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应该看到并承认鲁迅的小说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也不时渗进了一定的理想主义。这其实不奇怪。鲁迅当时的思想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和一般的民主主义不同，它已经产生在社会主义的门槛前。列宁曾高度评价过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说“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这就是说，这种革命民主主义是同一定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退一步说，即使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对此也不难理解。因为积极的浪漫主义，或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上升的浪漫主义”，从其实质看，“它同现实主义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实在说，它不过是跃升到更大的高度并且表现得磅礴有力的现实主义而已。”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502页。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不致对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发生歧义或误解。　　　　
　　　　鲁迅一直是既脚踏实地，又不断地追求着理想。且不说他青年时代的“走异路，逃异地”——上南京求学，不肯走绍兴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走的两条老路　——学做幕友或商人，是怎样对前途抱着幻想并带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也不说他开始到日本学医是怎样做着“很美满”的“梦”——“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什么是“梦”？它不正是人们通常说的“理想”吗？即以他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并且以后的确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而言，又岂能没有理想的鼓舞和希望之光的照耀？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第一步——出版杂志《新生》，就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这不也正是表现了对理想的追求吗？实在说，青年时期的鲁迅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的。事实上也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催发，他怎能踏上不平凡的征程。　　　　
　　　　鲁迅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时，就怀抱着明确的目的，也就是怀有一定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文艺为工具去改变国民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文艺救国”的理想和“科学救国”理想一样都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因为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改变不可能脱离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孤立地进行。不过，就以文艺为武器改变国民精神这一目的来说，其本身却是高尚的理想主义。显然，鲁迅设想过国民精神怎样才称得上“健全”这一标准；他坚信，如果国民精神能达到这一标准，国家民族就能兴旺发达。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东京时经常和他谈论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我所认识的鲁迅》。所谓“理想的人性”，亦即“健全”的“国民精神”，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中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他在谈到科学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至关紧要时曾经说过，为使科学昌明；他十分反对压抑个性而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当时追求的理想。至于怎样才算“发扬踔厉”，鲁迅进一步指出，就是敢于向旧事物斗争，所谓“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首先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鲁迅这样强调个性主义，核心就是由“立人”而达到“立国”。他说得很清楚：“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引文均见《文化偏至论》。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推崇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人们就先要做到“常恬澹，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他并且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均见《科学史教篇》。这就是说，科学发展不但要求、而且可以使人们具备“恬澹”、“逊让”这些“理想的人性”。这当然是慊慊君子之国的空想境界。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它的发展是由各方面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决不仅是凭借人们的“恬澹”、“逊让”、“理想”、“圣觉”。这说明鲁迅对“理想的人性”认识不够科学的一面。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又十分强调人性中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即对于压迫的反抗和对于不平的斗争。他崇尚过个性主义，曾经用两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过他的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说的“摩罗诗人”，冀望着“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称颂拜伦敢“言人所不能言”，“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的反抗精神。对雪莱的“抗伪俗弊习”，“与旧俗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以至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虽受压迫“而终奋斗，不为之摇”的斗争勇气，也都备加赞扬。均见《摩罗诗力说》。这又都说明，鲁迅当时对“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是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了时代社会的条件和需要的。他希望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理想的人性”，认为只有如此，社会才能变革，才有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对“理想的人性”不止是停留在一般的期望和追求。“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