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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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主张“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章学诚是史学家，一味求真，照他的观点势必根本否定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鲁迅在讲《三国志演义》时也引了他的话，但同时又引了明谢肇《五杂俎》的“太实则近腐”的评论，两说并存，而以“据旧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致混淆”来概括历史小说必须处理好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鲁迅并未指责《三国志演义》的虚辞，他所不满的是这部书的人物形象没有写好。他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他也注意到三国故事在民间受欢迎的情况，指出“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上）》。又说“《三国演义》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由上述可知，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的写法，向来就有以《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和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的两派，而鲁迅是不赞成前者的。这也是许多人和一般读者的看法。清末曾有人加以比较说：“历史小说最难作，过于翔实，无以异于正史。读《东周列国志》觉索然无味者，正以全书随事随时，摘录排比，绝无匠心经营于其间，遂不足刺激读者精神，鼓舞读者兴趣。若《三国志演义》，则起伏开合，萦拂映带，虽无一事不本史乘，实无一语未经陶冶，宜其风行数百年，而妇孺皆耳熟能详也。”见《小说林》第1卷，1907年，《觚随笔》。《三国志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是“演义”，而不仅仅是“志”。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兴起，小说的宣传教育作用普遍受到重视，历史小说的这种“演义”体写法在清末特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黄摩西《小说小话》云：“历史小说当以旧有之《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为正格。”“若今人所谓历史小说者，但就书之本文，演为俗语，别无点缀斡旋处，冗长拖沓，并失全史文之真精神，与教会所译之《新旧约》无异。……演义者，恐其义之晦塞无味，而为之点缀，为之斡旋也，兹则演词而已，演式而已，何演义之足云！”见《小说林》第1卷，1907。他认为所演之“义”应该是历史的真精神，而作者必须运用“点缀”“斡旋”等“演”的手段，来达到发挥历史精神的作用。他以为《三国演义》就是“演义”的正格，所以说“小说感应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黄摩西：《小说小话》；《小说林》第1卷。鲁迅写《故事新编》虽然是“五四”以后的事情，但在清末他也是注意到小说的感染力和《三国演义》这些书的社会影响的。1903年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三国演义》之赐也。”见《鲁迅译文集》第1卷。到他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就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源流演变及其得失，终于肯定了宋朝以来的“演义”这一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但鲁迅并不以为《三国志演义》为理想的历史小说，他对“演义”这一传统的考察更着重于记载中的宋代说话人的创造，而不仅仅是由《三国志演义》而来。我们根据《故事新编》的序言和其中的八篇作品，根据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传统历史小说的考察，就可以知道他把《故事新编》称为“演义”，是有他自己对于历史小说创作原则的理解的。他所说的“演义”既是继承了过去历史小说的传统，又是有所发扬，赋予了新的诠释的。这就是作者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和古代人物品德的实质，即“义”；而在构思和情节安排上又必须按照文艺创作的要求，加以一定的虚构或点染，即“演”；以便发扬历史的根本精神，有益于今天的读者。具体地说，“演义”一词应该包括下面一些内容：第一，主要人物和事件须有“旧书上的根据”，但选材要严，只取自己选定的“因由”，即重点或侧面；而不过于受史料的拘牵。他评论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时即“以为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鲁迅书信集上·640致郑振铎》。这同他评论某些传统历史小说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必须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予以灵活的艺术加工，即“随意点染”，其中包括作者的想象和虚构。第三，重要的是塑造出生动的古代人物的形象，使之比历史记载能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即不能“将古人写得更死”。第四，要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不是简单的比附或影射，而且要表彰“中国的脊梁”和刨“坏种的祖坟”，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揭示历史的精神和实质。上述这些内容和要求，是可以用“演义”一词来概括的。尽管过去并没有哪一部传统的“演义”体小说达到了这个要求，但由宋代的说话人开始，他们面对广大听众的欣赏要求，根据他们自己的认识和能力，是努力以这种精神来处理历史题材的，这个传统值得我们肯定和发扬。至于穿插进去的喜剧性人物，包括他们身上的现代性细节，鲁迅在总结宋代说话人“演史”的特点时，就把“又杂诨词，以博笑噱”作为“增饰”中的最后一点《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就是说它有时是可以存在的，但并不是“演义”所必不可少的；这要看作者的意图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重要的是这种“增饰”只能给作品增加“活泼”而不能对“史上大事”有所损害。就鲁迅所理解的“演义”的内容，即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来说，它并不是其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以运用了许多的“油滑”，主要是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它也是“演义”这种写法所允许的。鲁迅既一贯反对用既定的“文学概论”的格式把他的作品“封闭”起来，也反对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本或帖括。文艺贵在创造，他早就希望中国能产生“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因此他只把他的《故事新编》准确地称之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1981年8月25日脱稿　　　　
　　　　（原载《鲁迅研究》第6期）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精神试论（1）

　　　　《野草》，是鲁迅全部作品中比较隐晦、比较曲折，因而也是比较难于读懂、难于理解的作品。比起其他作品来，研究《野草》的文章，就比较少，但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解不一致，意见有分歧，却又比其他作品来得多。而最主要的，当然是关于《野草》的基本精神的问题。　　　　
　　　　自来的研究文章，对于《野草》的评价，总不免有些偏颇：它们不是强调作品的阴暗、消极的一面，就是强调作品的战斗性与革命的意义，而且有时还作了任意的曲解。这实在是不合于作品的实际，因而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344页。，又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这就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文学作品的道路。——当然也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野草》的道路。所以，我想，如果从《野草》的写作年代入手，同时又能顾及全篇全人，扣紧鲁迅当时的思想，来作一番探讨，也许能够比较地接近这问题的实质吧。　　　　
　　　　《野草》的写作年代，篇末都已注明，是1924～1926年；最后写的一篇《题辞》，则在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以后。这个线索，对于我们进行《野草》精神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坛，的确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高潮。这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而新文学运动，却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潮，鲁迅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将。但是，这个时期的声势机运，并没有延长得太久，由于革命的深入与深化，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分裂，在新文化与新文学上，从表面看来，转入一个低潮。而鲁迅在当时，至少是没有接触到革命的中心，理解革命的实际；他多少还有些用旧眼光来看问题，感觉不到革命在酝酿，地火在地下运行。他在当时所感觉到的，只是“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全集》第4卷；第177页。，因而多少也有点彷徨、消沉起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曾经说起当时的这种心情：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347页。　　　　
　　　　同时；他又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而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说：　　　　
　　　　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鲁迅全集》第4卷，第151页。　　　　
　　　　鲁迅这些关于这个时期的心理的自白，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精神，是有很大帮助的。所谓“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是“后来”的事；他在当时，却只有那种“神圣的憎恶”——“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有些时候，甚至在激愤之至，憎恶之至，以致于不惜自己与黑暗一同毁灭，大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精神。　　　　
　　　　但是，鲁迅尽管有这些苦闷的心情，尽管有些失望、颓唐和消沉，但他却没有被这种心情所征服，真的消沉下去。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却始终在催促着他、召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