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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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仿佛看到鲁迅在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时，那激昂兴奋，神采飞扬的情态了！尽管这举动遭到了来自一位“本家的老辈”的指责，但是，久旱遇甘霖的鲁迅“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据许寿裳记载，鲁迅对《天演论》的热衷和熟悉，使他在三年后提起《天演论》，其中“好几篇能够背诵”下来。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天演论》为鲁迅早期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藤野先生》摄取了鲁迅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侧影。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先驱者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日本。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作用。鲁迅说，“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去学习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文章记录了鲁迅仙台学医以及弃医从文的思想历程。他在谈及单独一个人跑到从来还没有过中国留学生的小市镇仙台去的原因时说，出于对“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即使是一次专业的选择，也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
鲁迅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而决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拜倒在他人脚下。在《狗·猫·鼠》中，涉及德国德恩哈尔特的著作《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鲁迅在讲述了该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狗与猫“结怨”的故事后，评价说：“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提出的“沉着，勇猛，有辨别”的品格。此外，在《琐记》中，鲁迅借对江南水师学堂“桅杆”的说明之机，抨击了日本人安冈秀夫在《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对中国人的恣意诬蔑。
承认西方文化整体的先进，虚心学习，积极吸纳是必要的，但也决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勇于创新，勇于超越，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楷模。在小说创作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朝花夕拾》的创作，显然受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影响。并且有些方面则表现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花夕拾》中的十二篇文章，1928年由未名社正式出书之前，先后都在《莽原》发表过。《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译，并于1925年12月由未名社出版。据未名社成员、《莽原》负责人之一的李霁野回忆说，《朝花夕拾》和鲁迅的一些杂文显然受到了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影响，但某些方面又有超越。他说：“我们也同鲁迅先生谈过《出了象牙之塔》的文章风格。我们说先生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杂文，甚至《狗·猫·鼠》这样别开生面的回忆文，似乎受了一点本书的影响，但是思想意义的深度和广度，总结革命经验的科学性，坚持韧性斗争的激情，都不是《出了象牙之塔》所能比拟，先生倒是也不否认的。”李霁野：《鲁迅与未名社·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这就是鲁迅，一个不断吸收前人优秀文化成果，又不断超越前人的世纪文化伟人。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3）
在《朝花夕拾》里，还表现了鲁迅对健康清新的民间文化的肯定和赞扬。其中有记载古代神话故事的《山海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山海经》属“‘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所以把它放在民间文化之列。有绍兴地方戏中的《无常》、《女吊》；《女吊》，载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有迎神赛会的“五猖”神、“梅姑”神故事；有民间“花纸”——剪纸艺术的“八戒招赘”、“老鼠成亲”；有猫教虎艺之类的民间故事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作详细论述了。
《朝花夕拾》的文化价值还表现为：在不足五万字的篇幅里，形象生动地记录了鲁迅文化思想发展的轨迹。《琐记》中的“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标志着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南京求学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见《琐记》）；《藤野先生》中“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标志着鲁迅对“实业救国”的否定（即从“兴业”走上“立人”）。《范爱农》中的范爱农“淹死”“水里”和《后记》中对于“徐（即世昌）大总统的哲学”的嘲讽，标志着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这里的“否定”所指的是：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其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小引》中象征、暗示手法表达的思想内涵，标志着鲁迅对蒋氏政权的否定。
对于前面三个否定，想必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小引》是否具有对蒋氏政权的否定性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先说暗示。其一是：《小引》开宗明义点出了鲁迅当时的心态——即“离奇”和“芜杂”。它们指的什么？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鲁迅不能“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然而作为战士的鲁迅，是不会长期沉默的，终于在三个月以后，“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这就是《而已集》中的众多篇章，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小杂感》。该文共有二十节小杂感，内容的确“芜杂”，是鲁迅对古今中外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形象把握和哲理概括。其中一部分尖锐而深刻地表达了鲁迅对蒋氏集团的否定。文章的第六节对“演讲录”的嘲讽，第七节对“阔的聪明人”的揭露，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这是为大家公认的事实。而第二、十一、十四、十九节，也暗示了蒋氏集团的骗子嘴脸和白色恐怖政策。
其二是：《小引》把被国民党控制的“中山大学”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厦门大学”以及国民党在广州城头“鸣叫”的飞机和奉系军阀在北京城上“旋绕”的飞机相提并论，其否定之意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在1927年4月26日给孙伏园的信，更是它的最好注脚。信中说，中山大学“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其三是：《小引》说，当直奉战争期间，鲁迅还写了一篇散文诗《一觉》，而“现在是连‘一觉’也没有了”。孙玉石认为，《野草》“也唱出了由于看到青年的觉醒和反抗而产生的喜悦的深情，”“《一觉》就是这种觉悟歌唱的记录。”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鲁迅当时相信社会进化论，常常寄希望于青年。鲁迅这里所说的“连‘一觉’也没有了”，一是指他的“喜悦”心情没有了，有的是“离奇”和“芜杂”；二是指他过去的社会进化论遭到“轰毁”——再也不去笼统地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后来在回顾自己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心情时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这里表达了对蒋氏政权统治下“告密”、“捕人”恐怖政策的否定。
其四是：《小引》在谈到为什么把书名改为《朝花夕拾》时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为什么？后来鲁迅在《小杂感》里写道，“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这是对“不能”“带露折花”的最好注脚。在《小引》中，鲁迅还说，由于无法“带露折花”，只能“编编旧稿”，“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有这些都是对蒋氏政权名为“共和”，实则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揭露和抗议。
此外，我们认为，《小引》还使用“象征”手法曲折地表达了作者面对革命受挫，却依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情绪。其中有一段关于盆景“水横枝”的描写——“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很可以驱除炎热的”。我们认为，这里的“水横枝”象征着生命力的顽强，象征着人民革命力量的顽强。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用“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的诗句，象征革命力量的蕴藏是一样的道理。《野草·题辞》写于4月26日，人们公认它是一篇象征主义作品。《朝花夕拾·小引》写于5月1日。其间相隔只有五天，而且，这五天内鲁迅再没有其他任何创作，它们之间在创作方法上的联系和延续是很自然的了。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果真这样，岂不是说明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小引》时，就具备了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倪墨炎认为，鲁迅由社会进化论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其“质的飞跃”发生在历史大转折的1927年。倪墨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李泽厚则认为，鲁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早在1926年以前就有“量的积累”，终于“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似应从1926年冬离厦门前后算起。”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9。鲁迅自己对此也作过说明，他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而已集·答有恒先生》。由此可见，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小引》时，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因而《小引》用暗示、象征手法，表达鲁迅对蒋氏政权的否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是《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鲁迅说，《朝花夕拾》是“回忆的记事”，《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虽然不能理解为它就是自传，但是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有关鲁迅生平的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它是鲁迅惟一的一部以自我经历为内容的回忆性散文。其中的前六篇，记录了鲁迅童年生活和所受的影响。李泽厚认为，“自弗洛伊德学说在西方广泛渗入文艺研究和作品、作家分析后，童年决定性影响被极度歪曲和夸大，无疑是错误的。但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