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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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究竟何在呢？
我们说，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两重性，即兼有评论性和文学性。
从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区别入手，易于揭示杂文文体的这一本质特征。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类可归，有其质的确定性，但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相邻的两类事物之间，总有中间、边缘地带，有某些过渡物存在。就文学来说，除了比较纯粹的文学与明显的非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介乎二者之间的杂文学。这种现象，与文学内部各种形式的相互渗透（产生了散文诗、寓言诗、童话剧、诗剧等），艺术内部各种形式的相互渗透（产生了舞剧、美术片、舞台艺术片等），艺术与非艺术的相互渗透（产生了科教片、新闻纪录片、武术等）一样，都是辩证法的体现。
文学散文也有“纯”、“杂”之分。一般地说，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是纯文学，因为它们都是靠描绘艺术形象或生活画面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运用的主要是形象思维。而只要是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就无法被写成纯文学，充其量只能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只能算是杂文学。先秦诸子的一些文章，将哲学、政论与文学结合在一起，应以杂文学视之。因其主导的方面是直接发议论，就不能不相当突出地运用逻辑思维，以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去证明某个论点。所以，它不可能主要地用形象思维的方式，用生活本身的形式去显示某个主题，而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使用。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只能属于杂文学。从魏晋起，文学自觉的时代开始了，但因社会实践的需要，文学作品与哲学、学术、应用文章，仍然既有分，又有合。不过，杂文学散文写得好的，可以将逻辑形式与生活图画、逻辑论证与形象显示、理智与感情熔于一炉，达到高度、完美的结合，其艺术成就未必低于某些优秀的抒情、叙事散文。
鲁迅对于“杂文”的看法，就其文体的性质来说，认为是——“议论”、“评论”。如他在谈到编辑《莽原》时，曾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所以尚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两地书·三四》。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并不将杂文当作文学创作看待。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强调杂文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性，并不容易做的意义上，鲁迅又是将杂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的。所谓“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就是在说明和强调杂文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性和美感教育作用。上述两种看法，既矛盾，又统一。这正是杂文这种文体具有两重性的反映，说明了杂文不是纯文学，而是杂文学。人们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写作它、阅读它、研究它，但却不能改变它作为一种特殊文体所具有的客观性质。
刘勰论文，讲究“文之枢纽”，借用他的术语，可以说“杂”是“杂文”的一个“枢纽”。在散文领域，区别开纯文学与杂文学，即区别开抒情散文、叙事散文与议论散文，必须解开“杂文”的“杂”这一“枢纽”。它的意义在于：可借以深入研究文学的本质在各种散文中表现的异同点，明确和掌握它们各自不同的创作规律。这一点，对于杂文来说，尤为重要。
一般认为，杂文的题材广泛，样式与写法多样化，就是所谓“杂”。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杂文的文体特质，没有抓住杂文文体的本质属性。就一个历史时期、一位作家杂文创作的整体来说，题材、形式多样，写法各异，确实是够“杂”的；但从一个特定的具体单篇杂文来看，其题材、形式、写法就不那么“杂”了。这就暴露了单从形式上着眼看待杂文文体特征的局限性。我们知道，科学的概念应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某类事物真正的本质属性，应该在这类事物的每一个“个别”中都有所体现。——这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对于杂文文体本质属性的认识，应当深入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上，深入到它所具有的两重性上。照笔者看来，杂文之“杂”，在于它是科学领域的评论与艺术领域的文学散文的交叉、融合，兼有评论性和文学性，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文和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有显著区别；在其内容和对象上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评论与对人的描绘的彼此靠拢、结合；在思维方式的运用上，体现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有机统一；在艺术特质上，表现为形象、“画面”与逻辑形式的统一——统一于形象化、情感化的说理。简言之，在于它兼有评论性和文学性，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式掌握世界。抓住了这一点，有关杂文的许多问题，都会得到中肯的说明。
对于世界的科学掌握，要用逻辑思维；对于世界的艺术掌握，要用形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除了遵循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各自都还有一套特殊的规律。科学家要在科学事业上有所发明创造，主要靠逻辑思维的能力；作家、艺术家要在艺术事业上取得成功，主要靠形象思维的能力。对于从事杂文这种特殊的、边缘性的文体写作的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它要求能够运用自如地将两种思维融合在一起使用。换言之，杂文写作不仅要长于逻辑思维，而且要长于形象思维；不仅要长于这两种思维，而且还要具备在文章的构思、结构、语言、技巧等方面，把它们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才能。
要写出优秀的杂文，并不容易。因为，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无条件的。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而又相互制约。应该说，在杂文创作上，存在着与两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相适应的若干艺术技巧。譬如：虚拟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使人物或事物进入设想中的规定情境，赋予生活的表现特征；在比喻的基础上展现设想中的生活画面；表达形式上夹叙夹议，融描写、抒情于叙述、议论；结构上的以逻辑论证为经，以形象描绘为纬；等等，不一而足。在杂文创作中，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妥帖地处理：既要坚持如同历史、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又要运用艺术想象；既要刻画形象，或不断地创造“形象因素”，又不能让其充分地展开，自成系统，摆脱逻辑形式的制约；既要对具体材料分析论证，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又不能进入纯抽象领域，写成科学著作；既要使逻辑形式与生活画面、“个别”与“一般”之间流动转化、渗透融会，又要不见痕迹，巧妙自然……。如果忽视杂文文体具有两重性这一整体性的特点，恐怕处理不好以上种种关系，写不出好的杂文。
俄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指出：“艺术越接近它的某一界线，就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线那边的东西的本质，因此，代替界线，却出现了一片融合双方面的领域。”《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441～442页。别林斯基的这个见解，充满了辩证法。它，可以在鲁迅杂文中得到印证。
如果弄清了鲁迅杂文究竟消失了文学的一些什么本质，而获得了“界线那边的东西”——评论——的一些什么本质；那么，我们就会明晰地认识、准确地把握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2）
二
艺术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以形象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以形象化的形式反映生活。艺术所展示的，不是裸露的、枯燥的逻辑形式，而是含蓄、生动的艺术形象、生活图景。杂文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文体，尽管不属于纯文学作品的范畴，具有两重性，但到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手里，却被极为熟练地驾驭着，尽可能多方面地赋予了艺术的本质，放射出了绚丽动人的艺术光彩。
试读鲁迅杂文，几乎都是这样：问题的提出，无不来自活生生的生活现象；判断、推理的展开，往往连缀着形象的美丽花结；反过来，形象描绘的地方，也无不为理智的光芒所照耀；而所运用的文学语言，十分精炼，极富于形象性，能够唤起读者的想象，激发读者的感情。总之，在鲁迅杂文里，概念和形象，理性和诗意之间以多种形式自由地转化、渗透，达到了无施不可、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但是，如果仅仅承认鲁迅杂文富于形象性，还不能真正揭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不能阐明鲁迅杂文何以是艺术珍品。只一般地说鲁迅杂文富于形象性，很容易将鲁迅杂文高度的艺术性的获得仅仅归结为某些修辞格的运用，而看不见作家在写作杂文过程中创造性地进行审美和艺术思维的活动。
仔细研读鲁迅杂文，就会发现：各种社会现象，各种人和事在作者笔下之所以展现为动人的艺术画面，这正是出色地运用艺术想象的结果；舍艺术想象，鲁迅杂文的形象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艺术魅力将无从谈起。
毫无疑问，杂文的艺术性必须通过形象思维（亦即艺术思维）的方式来实现；而想象，虽然不是形象思维的全部，却是它的主要成分和实质。
黑格尔说过：“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的想象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指出：“在诗的天才中，主要的东西就是所谓创造性的想象。”这里所谓“诗的天才”，广义地说，就是文学艺术的天才。文艺的发展史表明：离开了创造性的想象，就谈不上艺术创作。高尔基曾多次讲过这个意思。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是这样；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说，也是这样。因为，舍创造性的想象，艺术形象将无从塑造，生活图画将无从描绘。这恰如鸟儿失去翅膀就不能飞翔一样。杂文既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它尽管有其很特殊之处，但却不能离开艺术想象而存在，恰恰在最主要之点独独例外。
或问：杂文要凭事实说话，这与运用艺术想象岂不矛盾吗？我们说，这两者固然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统一。他们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欲实实在在，有根有据，一欲踵事增华，浮想联翩；一欲推演三段论，一欲展现生活画面；一欲出入“灰色”的理论之门，一欲环绕“常青”的生活之树……这就使两者之间不休止地相互妨碍、相互纠缠着，给杂文写作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困难。一方面，艺术想象的天地因着事实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