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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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且介亭杂文》（1934年的杂文，1935年12月编成）、《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的杂文，1935年12月编成）、《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的杂文，生前开始编集，逝世后由许广平于1937年编定出版）。以上三书涵盖的时间为三年，基本一气呵成，为鲁迅在上海后期的思想。
以上九部杂文集，从内容上看，《南腔北调集》和《且介亭杂文》较为丰实，似从《坟》等而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直接趋时，则和《热风》等关系密切了。从“俪俪如贯珠”的角度看，鲁迅此期的作品仍可分类相对，其中有形式上的工对，也有较为松散的意对。如《三闲集》和《二心集》成工对。《南腔北调集》原拟和《五讲三嘘集》成对，惜后书未成，未能成为工对。《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成对，但《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则又和《南腔北调集》成对了。《伪》《准》和《花边文学》成为松散的意对。最后《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亭”由“半租界”拆字而成，属缩字型的本身成对，则又和《南腔北调集》复合型的本身成对隐含呼应。综上所述，略可成下表。（《而已集》1927 ）
1928三闲集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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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28—19291930—1931
｜
1932南腔北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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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2—1933
1934且介亭杂文
1934
且介亭杂文二集
19361935
且介亭杂文末集
伪自由书
1933上半
又名：不三不四集
花边文学
1934准风月谈
1933下半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2）
创作小说则格局另成。《呐喊》小说写于1918～1922年，1925年初版，共15篇。《彷徨》写于1923～1924年，1926年出版，共11篇。在1924年以后，也就是在《呐喊》、《彷徨》和《热风》以后，鲁迅的杂文写作加密，小说创作逐渐稀疏，发生了转向。这一转向就是继《呐喊》、《彷徨》的相辅相成以后，在创作上横出一支，产生了《野草》（1927）和《朝花夕拾》（1928）的相辅相成。《野草》共23篇，时间跨度为三年，主要部分写于1924～1925年，仅两篇写于1926年，大致和《华盖集》同时。正如《华盖集》的“华盖运”是《坟》主题的重要来源之一，《野草》的《过客》《墓碣文》也是《坟》主题的来源之一。《朝花夕拾》共10篇，时间跨度为一年，主要写于1926年。从《野草》到《朝花》，气氛完全不同。鲁迅有诗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如果说《野草》是“秋肃”的话，《朝花》就是“春温”了。《朝花》的第一、二篇写于1926年2、3月，在《野草》的最后二篇（写于4月）之前，是否因为《朝花》的写作，使《野草》终于难以继续下去，不得不匆匆收场？《野草》的“题辞”写于1927年4月，《朝花》的“小引”写于1927年5月，两书同编成于广州，其间相隔不满一周，思想当有所相应。在《野草》、《朝花》的同时及其以后，鲁迅始终保持着和许广平的通信，以后在1933年集成《两地书》出版，《两地书》的探讨和印证，可认为是《野草》和《朝花夕拾》的调剂，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两地书》鲁迅复许广平的第1封信所说的“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是关键的一段，但许广平在第3封信以下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只是围绕一些枝节谈。一直到三个月后，也就是第31封信，许广平醒悟了这段话的重要，感到“独食难肥，还想分甘同味”，请求加上标题发表。这段话所述“走人生的长途”，如何应付“歧路”、“穷途”云云，确极重要，作者思之久矣，可反复读之。在《呐喊》、《彷徨》后，鲁迅的小说创作虽然渐稀，但创作信息仍未中断。在北京写作了《呐喊》中的《不周山》后，又在厦门写作了《奔月》（1926），在广州写作了《眉间尺》（1927）直至晚年到达上海，于1934～1935年间重又加密，连续写作了《非攻》（1934）《理水》（1935）等，编成了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总结了一生的创作。在可以印证《野草》和《朝花》的《两地书》后，鲁迅和许广平又分别编成了贯通前后创作的诗文合集《集外集》（1935）和《集外集拾遗》（1938），这两集在鲁迅逝世前后分别编成，既可以和鲁迅前后五种创作参证，也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感情的无言纪念。综上所述，略可成下表：《呐喊》（1923）《集外集》（1935）
《彷徨》（1926）
《野草》（1927）
《两地书》（1933）
《朝花夕拾》（1928）
《故事新编》（1936）《集外集拾遗》（1938）
综上所述，鲁迅作品的基本纲目已现，乃蔚为大观。而《坟》在里面承前启后，居于重要的地位。鲁迅后来在编辑文集时，将《坟》置于最前，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确有其意义，可予重视。
《坟》是鲁迅1926年10月～11月在厦门时编定的，其时鲁迅结束了在北京的14年生活，正处于转折时期。此书中的文章，写作时有写作时的思想，编定时又有编定时的思想，两者虽然差别甚微，却相当重要。编写时的思想体现在《题记》和《后记》中，也体现在编排选择上，例如把早年的四篇文言论文变换次序，就是再次肯定对宗教的舍弃。编定后取名为《坟》，有埋葬过去之意，但也不无留恋：“电灯自然是辉煌着的，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悔者是怎么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坟》本身为封闭之象，但“淡淡的哀愁”从中逸出，则封闭仍未严密。这样的心境虽已逝去，仍会再来，这里的疑惑确实难以解脱净尽，于是上下串联，沟通了鲁迅整个作品的网络。
（原载《学术月刊》1994年3月号）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热风—在新旧思潮撞击中的文体选择与创格
《热风》是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辑录的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年代写的随感录或短评。随感录在鲁迅多姿多色的杂文世界中，是风格卓异的简隽文体，是一枝独秀的奇葩。
中国现代杂文是以1918年4月《新青年》创设“随感录”专栏为起点的，由于这种文体形制简短，绵里藏针，委婉机智，语言活脱，成为“五四”思想战线上新文化向旧文化进击的灵便武器，很快风行开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瞿秋白、郑振铎等一代新文化先驱，皆涉笔随感录，使现代杂文的开端声色不凡，蔚为壮观。
在随感录的作者群中，鲁迅涉笔于这种文体，是一种更自觉的文体选择，是把他的思想家的锐敏与洞见力，把他的艺术家的深厚积累与幽默天才，把他的诗人的丰富情感贡献给了这种文体；只有他才与这种文体一拍即合，才成为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这种选择首先是自觉意识到当时思想革命的需要。他在1919年4月复《新潮》编辑的信中就表明了这种服务于思想革命的文学意向：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二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高兴。（他们有许多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他们仍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在新文化的战士中，鲁迅是最深切感受到大变革的时代需要议论性文体的一个，尤其是在新旧思潮激战的时刻。用“纯粹科学文”宣传科学的新信仰固然必要，但科学的真理遭亵渎的事实证明了新信仰难于在旧文化的废墟上立足，这就需要扫荡旧物，痛刺“中国的老病”，苟安者怕议论，新文化的战士“偏要发议论”，而且是“毒重”的议论。而“猛烈的攻击，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两地书·三二》1925年6月28日。，所以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就以随感录为起点，开始了他的以杂文为主体的文学生涯。
此外，鲁迅之不主张仅仅以“纯科学文”向国民作思想的灌输，还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思维习惯的深切了解。“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老地方”《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这除了因为封建主义的文化专制外，还因为传统的思维方式缺少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老子的“道”虽然是抽象的，但论证则是直观的，经验的；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对一些需要超脱直观经验在纯思辨领域去理解的新概念，新思想“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这就使鲁迅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象，所以不会相干”《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而随感录或杂感便于从直观上启发人，警醒人，这也是鲁迅选择杂文为主要思想启蒙武器的原因。
当代法国著名结构主义美学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文体却是一种凝结着作家气质和他的语言的必然。在前者那里，作家找到了与历史的亲近关系；而在后者那里，找到了与本人过去的亲近关系。”董学文译；R巴特著：《符号学美学》所附《写作的零度》；辽宁人民出版社。鲁迅选择杂文创作，不仅是因为发现了杂文是他与大变革的时代相契合的最好形式，而且发现了杂文与自身的人格、思想、艺术气质的亲近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当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时，不只宣告了现代小说的诞生，而且狂人警策的议论，惊世的呐喊，深广的忧愤，其思维方式与文化气质也预告了一个现代杂文家的出现。四个月以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随感录，从而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了杂文的写作，是毫不足怪的了。
朱光潜先生指出：“第一流的随感录的作者往往同时具备哲学家与诗人两重资格，……惟其是哲学家，才能看得高远，也看得细微，惟其是诗人，才能融情于理，给他一个令人欣喜而且不易忘记的表达方式。”朱光潜：《艺术杂谈》。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作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