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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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式的思维，格言式的论说，《热风》的这一特色与尼采的格言体相近。其中的有些篇什，如《随感录四十九》、《随感录六十五·暴君下的臣民》、《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等，用一个相续的思想线索，串起组组闪光的格言，璀璨如粒粒珍珠。有的是内心独白，有的是内心对话，是哲理的，也是抒情的。尼采说：“用心血写成的东西和箴言，并不想被人朗读，而希望被人记住。”戚仁译：《上帝死了——尼采文选》；上海三联书店。这或许也是鲁迅的目的。
鲁迅从不以思想家和青年导师自居，因而不写只在教训人的道德箴言，他的箴言也不是那冥思苦吟的言语的雕刻品，而是不事雕琢的璞玉，是人格精神的必然闪烁，因而才是自成一格的鲁迅式箴言。
再次是寓言体。寓言是讽刺文学的形式，也是我国散文的传统样式。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论辩之文中，往往大量吸收神话、民间传说，改造成有深刻寓意的故事，而成寓言，用以阐明事理，互相驳难。为鲁迅所深爱的庄周、韩非就是先秦著名寓言家。庄周自称其文“寓言十九”，他的寓言富于哲学的玄思，是带刺的花；韩非与人辩论、说理，多用寓言，他的寓言富于思辨，较多含沙射影的政治寓言。先秦以来，寓言就是我国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热风》中的《智识即罪恶》即用寓言形式驳斥嘲笑否定知识的虚无哲学。作者选取了佛教关于阴司地府的传说，设拟智识者“我”死后在阴曹地府受罚的荒诞故事，揭露了虚无哲学与封建蒙昧主义同出一辙的实质。传说中的神鬼题材与现实题材交错展开，彼此印证，成讽喻性很强的现代寓言。如下面一段阴府的描写：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
“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将荒诞的地狱传说还原为现实生活，鬼与人交错一体，地狱与人间叠合一处，荒诞的传说艺术化为荒诞的寓言，讽刺的锋芒直指人间地狱的统治者，权贵，把对虚无哲学的讽刺深化为对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政治批判。这个寓言使人很自然联想到《庄子》的《至乐》篇中那个““空骷髅”的寓言，也使人联想到但丁的《地狱篇》，但鲁迅将梦境现实化则比庄子更多了一层想象，将地狱还原为现实人生则显现出看不见的人间地狱精神奴役真相，写出了但丁未能写出的精神地狱。
最后是散文诗体。鲁迅无意以诗人自名，但他是“艺术的哲学家”，艺术与哲学的联姻即是诗，所以他的随感录其实都可当诗来读：那冷中含热的情韵，那领悟不尽的言外之意，那令人叹服的新奇联想，会使一切徒具形式的诗黯然失色。周作人曾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典文里的序，记与说，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周作人：《谈虎集·美文》。其实，他所说的“美文”在鲁迅的随感录中已出现。我们试读读写于1919年元月的《随感录四十》，能说不是“美文”，不是诗吗？“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便鸱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这已不是将情与诗隐于论与理中，而是直接动之于情，抒而为诗。评论家的鲁迅时而是诗人的鲁迅，于是我们读到了诗：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流动而且歌吟的云……
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且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为“俄国歌剧团”》。
一边是俄国歌剧团“美妙而且诚实”的表演，一边是与现代艺术绝缘的古都国民对艺术的亵渎，置身于其中的作者不能不为这巨大的审美反差而悲哀，而愤怒，并不能不将这情感体验突进到民族文化深层而反思，不能不用诗的讽喻抒写出对精神如沙漠的古都国民的忧愤，这是讽刺的诗化，诗化的评论。直陈胸臆，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悲哀里藏着抗争：“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鲁迅的随感录，就是一个歌人唱出的忧愤与反抗：“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1992125荆州师专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8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1）
《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是鲁迅亲手编辑出版的大革命时期创作的两本杂文集子，是我们研究鲁迅当时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曾经热气腾腾的北京新文苑，一时呈现一片寂寞的古战场景象。1925～1926年，由于受到南方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鼓舞，北京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面。现实生活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锻炼了鲁迅，他跃马横枪，无畏地投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华盖集》及其“续编”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战斗历程。
对这两本杂文，当时有人感到头疼，有人肆意诬蔑，说什么“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闲话》；载于《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也有人劝鲁迅“不要做这样的短评”《华盖集·题记》。；这些事实，说明它们在现实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有些读者却以为它们是攻击私人的文章，不理解其意义。对此，鲁迅说过：“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51页。这除了其中很多杂文都直接、间接地跟陈西滢之流斗争这一原因外，“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故意把鲁迅杂文歪曲为揭发“阴私”的文字，“刀笔吏”的“构陷”，把原则斗争硬扯到私人恩怨上去，也有密切关系。鲁迅跟陈西滢之流的斗争，是围绕“女师大风潮”展开的。乍看起来，他们之间的论战，似乎有点感情用事，意气之争；实质上，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两种社会力量、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他们之间斗争的特点和性质。
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内容和意义，人们已有很多阐述，本文不想赘述。这里准备从另外几个问题上来考察这两本杂文的思想和意义。
从着眼思想革命到瞩目流血斗争
1924年11月，早遭国人共弃的皖系头目段祺瑞在直奉战争中，趁机爬上临时执政的宝座，皖系政客，安福余孽，纷纷窃据北京政府的要津。段祺瑞上台后，就大刮尊孔复古妖风，春秋二季，举行祀孔典礼，甚至对于“关岳”（关羽、岳飞），国务会议还作出派海军总长林建章“恭往致祭”的决议《公推海长林建章恭祭关岳》。《京报》1925年9月16日。。一时间，“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有些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有些市民和知识分子对溥仪被冯玉祥撵出故宫，耿耿于怀，他们“有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焚香默祷着皇帝和娘娘早日还朝，天保佑着革命党早日灭迹”；“有的‘看三国掉眼泪’，缠绵悱恻地吟咏着‘惟有当时旧明月，夜深还照故宫榛’”《御花园赐宴》；《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8日。。鲁迅说的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公推海长林建章恭祭关岳》；《京报》；1925年9月16日。的现象，确乎是当时某些民众精神面貌的写照。面对复古空气弥漫的社会和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强调要改革这样的社会，首先必须进行“思想革命”。
一旦政治气候适宜，一度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封建复古派又重整旗鼓，死灰复燃，重新向新文化阵营反扑过来。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在朝的章士钊。封建复古派之所以猖獗，除了有北洋政府支持这个主要原因外，还由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他们从新文化阵营分化出去后，就鼓吹“整理国故”，妄图把青年引诱到邪路上去。正如鲁迅所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华盖集·通讯》。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事实，说明他已投入段祺瑞政府的怀抱。而从胡适和章士钊之间的暧昧关系上看，新旧派人物则已经狼狈为奸了。比如他们在酒醉饭饱之后，章士钊特邀胡适共同去照一张相。之后，章题赠一首白话诗，跟胡适表示了“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的和平共处的态度，并以“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作结。章士钊对白话文的“雅量”和诗末的打油，使胡适忘乎所以，他在文言答诗里，对章士钊则作了“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国语周刊》；1925年8月30日。的吹捧和互勉。固守文言的旧派写新诗，主张白话的新派写旧诗，一个伪装“投了降”，一个真心“长相亲”，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尽管他们在文言白话上还有矛盾，但在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新旧两彪人马已经联合起来，充当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帮凶。
坚持复古的旧派和披着欧化新衣的新派已经形成一个阵线，而新文化阵营却还布不成阵。在这情况下，鲁迅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两地书》第八、十七封信。，希望在攻打古老坚固的堡垒的过程中，逐渐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华盖集·通讯》。同时，为了培养青年，寻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