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福柯后来说他“对海德格尔了解得不够”。这大概是真的，他关于海德格尔的知识肯定不如他后来对尼采的了解。但海德格尔的哲学探索鼓起了他的勇气，这倒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在他1954年发表的处女作里，他以渊博的学识和赞许的态度，论述了一些有关海德格尔派大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工作的问题。数年之后，他又更加热情洋溢地谈论了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中表述的哲学见解。在1966年写作《词与物》时，他欢呼一种“远远摆脱了笛卡尔主义和康德式分析的思考形式”的出现，认为它“第一次”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一种状态，思想在那里向无思想说话，并以无思想来表现自己”。多亏了海德格尔（福柯虽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但明显地指的是他），才出现了“一种关于无思想的存在论”，这种存在论“使‘我思’的首要地位发生了短路”，促进了对“各种昏暗的机械论、各种缺乏个性的规定及整个一片阴暗景观”的探索。“现代思想正在”穿越这片模糊不明的黑夜地带（像萨德和戈雅一样，福柯认为占优势的都是一些黑暗的意象），“人的他者（the Other）会变成他的同者（the Same）的境界挺进”。
福柯临终前曾吐露心迹，说他在那些年里做的笔记中，涉及20世纪德国思想这一重大斯芬克斯之谜的内容比任何其他方面的内容都要多：“我还保留着……我在读海德格尔时做的笔记。那简直是一堆山！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我读黑格尔或马克思时做的笔记。”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5）
不过，福柯还是做了一些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笔记，正像他做过关于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的笔记一样。他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曾强调指出：“我们不应忘记，在法国从1945年到1955年整个这一时期，全部的法国大学界（或者说年轻的法国大学界，作为传统大学界的对立物），都在专心致志地进行着一项建议工作，即建议某种……胡塞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亦即把现象学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
在40年代末，建立马克思主义同现象学之间关系的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主持这项工作的，便是高师福柯最著名的老师梅洛—庞蒂。作为一个杰出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如同伊波利特）在这些年里大谈特谈历史的意义，仿佛历史显然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与此同时，梅洛—庞蒂希望透过细致入微地描述肉体经验，来为一般叙述建立一块稳固的基石。在他的名作《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初版于1945年）中，梅洛—庞蒂发展了他从胡塞尔和写《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哲学方法，试图透过描述人，借以不假思索地赋予世界以规则与意义的知觉与行为倾向，来阐明康德所谓的有知觉力的个人的“先验统一体”的根源。
战后法国对“现象学”方法的重视，无疑有某种制度上的原因。福柯自己就曾指出：“在法国大学界看来，哲学既然是由笛卡尔发端的，也就只能按笛卡尔的样式发展。”让—保罗·萨特实际就是一个公开的笛卡尔派，他把意识描写成一种不具形体的怪物。但是，若以为梅洛—庞蒂（或伊波利特）在此问题上和萨特看法一致，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梅洛—庞蒂对萨特的笛卡尔式二元论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坚决主张认识主体的有形性，并（像伊波利特一样）坚决强调认识主体的历史情况。这些差异并非无足轻重：梅洛—庞蒂感到人类的自由所受到的限制，较之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但梅洛—庞蒂和萨特在对胡塞尔内省方法的敬重方面，还是一致的。两人都重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主义分析。而且分歧归分歧，他们都倾向于强调人类特有的“超越性”权力的有目的性，或“运作的有意性”。这种强调从某些方面看来是有问题的。
譬如，“有意性”如何说明某些非人格的因素（如气候、食物或人口统计学上的趋势等）在历史中的意义，就很不清楚。一种存在主义如何说明语言现象［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尤其是自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永恒”（the house of Being）以来］，也很不明白。
法国现象学家很难对这些总是置之不理，但他们在解决历史与语言问题方面的努力产生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我清楚地记得一些课，”福柯在多年后回忆道，“梅洛—庞蒂在其中开始谈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是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这样语言的问题便出现了，而且很清楚，在说明可以由语言类型的某种结构［主体（现象学意义上的）并不介入该结构以赋予意义］产生的意义的效果方面，现象学绝非结构分析的对手。由于现象学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向语言求爱，已失去了做它配偶的资格，结构主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另一位新娘。”
就现状而言，福柯这一回顾性的解释（它说明了他后来为什么对法国哲学中的胡塞尔—马克思主义思潮反感）还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一解释还有欠充分，它还缺点什么。毕竟，到40年代末，法国现象学已是“一座拥有很多房间的公馆”了。而且，既然当时有不少享有盛誉的学说（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到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可供人随意取用，为何单单萨特的哲学给了福柯一种“恐怖主义”的印象？“恐怖主义”一词本身不仅能使人想起征服，而且能使人想起恐惧。那么，何以会恐惧呢？
在对这个问题做一合理的答复时，回想一下萨特哲学的道德宗旨是有助益的。他曾把这个宗旨概括为一个词：“确实性”。它意味着“对［一种］情势有一个真实的和清醒的意识……［并］承担各种责任和该情势带来的各种风险。”萨特申明，这些标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达不到。实际上我们命中注定要永久地负罪。所以萨特提出了这一口号：人注定要受自由之累。
《存在与虚无》中有一段极有名的话，它可以说明这种世界观的某些含义。萨特想像自己蹲在一个门口，正透过门上的钥匙孔在偷看。受猜忌心的驱使，他极力想看到门的那一边所发生的事。此时此刻，萨特评论道，“我的意识里没有自我居住，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用来解释我的行为……这些行为绝不是已知的。”此时此刻，我就是我的行为……［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让我自己跌在世界上，像墨水被吸墨纸吸去一样使我自己被吸入万物之中。”
然而，甚至就在这个时刻，在愉快地感觉到人的自我的消解之时，全部的要素（门、钥匙孔、透过钥匙孔窥视的人）作为一个整体，“都只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了——即是说，它的存在只与我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随意构想有关。猜忌心，作为就是我本人的那种可能性，则组织着这一器乐合奏……”
但是突然，萨特继续说道，“我听见了里面的脚步声。有人正盯着我！”
全部的情况都突然发生了变化。“我现在作为我自己而存在了……我看见我自己是因为有人突然看见我。”刹那间，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由和责任，只是这种认识采取着羞愧的形式。“羞愧……是自我的羞愧；那是对一件事实的承认，这件事实就是：我的确就是那个‘他者’正在监视并评判的对象。”事实上，而且势在难免，萨特就是钥匙孔边的那位心怀猜忌的窥视者。
福柯在高师时，一天晚上，他也碰到了一件有点类似的事情。该校的一名教师偶然在一间大厅里拐了一个弯，不期然撞见了这个青年学生。米歇尔当时正躺在地上，刚刚用剃刀划破自己的胸。
在这个时刻，想像自己在萨特德化哲学的怒视下呆若木鸡的样子，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明白宣布：“受虐狂原则上是一种失败”，一种应该受到责备的“恶癖”，一种“消灭主体的主观性”的悲惨，而且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努力。从萨特的观点来看，福柯除了羞愧以外，还能感觉到什么呢？
福柯在事隔数年后说道：“可视性是一个陷阱。”照他的观点看来，萨特的哲学也是如此。正如萨特关于受虐狂的评论所表明的，也正如他关于人道主义的讲演所确认的，这位年长的存在主义者倾向于支持某些极为传统的道德判断。同时，由于他还执拗地强调自由和责任，这就使得这些判断变得更加不堪重负：终归，按萨特的看法，我们每个人的举止都必须特别谨小慎微，“就好像整个人类都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福柯激烈地反对这种惩治人的“确定性”标准：“我认为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他在1983年的一次和记者的谈话中说道，“萨特避开了那种把自我看成赋予我们的某种东西的观点，但透过确实性这一道德概念，他又回到了那种我们必须是我们自己，即必须确实是我们真实的自我的观点。”既要承担某人在某时所看到的事物的重负，又要承担“整个人类”可能会想到的什么（只要它能够看见）的重负，真不啻将自己囚禁于“某种无所不包地作茧自缚的凝视之中”——福柯有一次还这样说过。尤其是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历过一些癫狂时刻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最终还被同作了他自己的对象的耻辱感连接了起来。这时‘觉察’（awareness）己同一种等同于他看的，与他本人相妥协的羞愧联系在一起。并且”（或许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在得以认出或认识自己之前就已经在瞧不起自己了”。
难怪青年福柯更喜欢的显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不是萨特的哲学。因为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甚至某个自我折磨的癫狂时刻都可以被认为是同“无思想”的一次富有成果的邂逅。海德格尔非但不对这种不谐和的经验加以道德上的谴责，反而似乎很欣赏它。“难以抗拒的作恶冲动”，恰如“被粉碎了的思考”一样，不但毫不可耻，反而可能以某种方式引起“向善的提升”。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6）
保罗—米歇尔·福柯本来可以利用一点“善”这样的东西的，因为他的自残行为不是孤立的事件。他在1948年就尝试过自杀，随后的几年里又尝试过几次——具体次数不得而知。他试图割断手腕上的动脉。他开过要上吊自杀的玩笑。这一想法老是纠缠着他。他父亲吓坏了，让他到圣安娜医院做了检查，给他看病的是现代法国最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之一——让·德莱（Jean Delay）大夫。1950年他第一次参加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出人意料地未获通过。他的一位教师担心这位心神错乱的学生又要做“傻事”，还特地叫了一个同学把他看好。
在生命接近尾声时，福柯曾为“每人的自杀权利”作了辩护。他是在1983年的一次记者专访中谈起这个话题的。当时他谈得兴致勃勃，而那位记者却听得目瞪口呆。他还在另一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里写道，自杀是“一种最单纯的快乐”。人们应该“一点一点地”为自杀的行动作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