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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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另可参见班盖“学习时代”一文。毕竟，如德费尔所言，高师的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1990年3月12日埃德蒙·怀特的谈话。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
参见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1945年后乌尔姆街的高师人：共产主义的一代”（Les Normaliens de la rue dUlm après 1945：une génération communiste），载《世界现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du monde moderne），第32期，1986年10—12月，第574页。
“为了一种不舒服的道义”（Pour une morale de linconfort），载《新观察家》，第754期，1979年4月23日，第83页。CF（谈话，1978），第20页；英译，第52页。艾里邦对福柯在法共的情况作了极好的阐述，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0—78页。
CF（谈话，1978），第19页；英译，第51页。福柯在这里说，他是在1950年加入法共的。艾里邦也接受了此说。达尼埃尔·德费尔在1991年11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解释说，福柯卷入法共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他个人对法国印支战争（1946—1954）的反对态度。
CF（谈话，1978），第22页；英译，第52页。弗利德里希：“法国的权力哲学家”（谈话，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148页。
CF（谈话，1978），第22页；英译，第53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6—77页。在我们1991年11月4日的会谈里，德费尔强调了福柯对反犹主义的憎恶的重要意义。关于“医生阴谋”和1952—1953年间苏联的反犹运动，参见麦德维杰夫（Roy A。 Medvedev）：《让历史来审判》（Let History Judge），Colleen Taylor英译，（New York； 1971），第494—497页。
德费尔在1991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回忆了福柯在拒绝陪他一起去中国旅行这件事。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8页；英译，第58页。
福柯1978年为康吉兰《正常与病态》一书的英文版写的“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8页。
同上书，第9页。
关于福柯对卡西尔和新康德主义的一般看法，参见“一段无声无息的历史”（Une histoire restée muette），载《文学半月刊》，第8期，1966年7月1日。福柯在此文中高度评价了卡西尔《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的法文版。关于福柯对卡瓦耶的看法，参见他1978年为康吉兰写的“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8—9页，第14—15页；以及“一次关于政治和伦理的会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ER，第374页。
康吉兰：《正常与病态》（Paris； 1966），第139页。福柯在他的“导论”（1978）中明示人们，要注意康吉兰的活力论（vitalism）——参见注释前文，第18—19页。
同上书，第13页。
CF（谈话，1978），第1期，第35页；参见英译，第67—68页。
RE，第126页；英译，第70页。参见“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尔和他的阴影：捕捉他自己的文化”（Gaston Bachelard： le philosophe et son ombre： Piéger sa proper culture），载《费加罗报》，第1376期，1972年9月30日，第16页。也可参见FD，第21—23页；英译，第10—11页。
加斯东·巴什拉尔：《梦想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 1960），第45页。巴什拉尔，《论土地与静息》（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u repos； Paris； 1948），第51页。巴什拉尔：《水与梦》（LEau et les rêves）（Paris； 1942），第24页。巴什拉尔：《歌与梦》（LAir et les songes），（Paris； 1943），第12、13、10页。
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Chicago； 1962），第5—6页［亚历山大·科伊尔（Alexandre Koyre）对库恩特别重要，他也为福柯所敬重］。关于福柯对库恩和“正常科学”的看法，参见他1978年为康吉兰写的“导论”，参注释前文，第16页。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0页；英译，第50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6页。“真理·权力·自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2），载路德·马丁（Luther H。 Martin）等编：《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mherst； 1988），第11页。弗利德里希：“法国的权力哲学家”（谈话，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147页。另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67—69页；英译，第48—49页。
第二章 等待戈多注释（3）
参见班盖：“学习时代”，参见注释前文，第126页。
MC，第337页；英译，第326页。MM，第54页。参见MM*，英译，第83页。
班盖：“学习时代”，参见注释前文，第126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参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40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21页。
参见 MM，第110、104页。这部著作清楚地反映了福柯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信仰，因为他在这里特意指出：精神病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处在这些社会矛盾中人们被历史地异化了。”同时，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经常不断地强调冲突和矛盾。而且有好几个段落不大符合结论的乐观精神。尤其是第87页的这段话：“弗洛伊德在研究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精神病症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和生命本能并驾齐驱的死亡本能，这并非偶然，它表达了19世纪陈旧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正以某种它自己很清楚的方式经历着它自己的各种矛盾：它必须抛弃团结一致的旧主题，并承认人类能够而且应该把自己理解为一种消极体验，它曾以仇恨和侵犯的形式生活。”当福柯在十年后修订这本书的时候，他删去了一切有关结束异化的段落，而关于弗洛伊德死亡本能观点的这段文字却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实际上，福柯修正并强化了他关于“消极体验”的观点，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早在1954年即已存在。在1962年的版本里，福柯指出：弗洛伊德已经表明，应该“抛弃陈旧的团结一致之梦”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只是那些碰巧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当然，那个梦，只是黑格尔、马克思、伊波利特和40年代末期梅洛—庞蒂的梦，而决不是海德格尔的梦。事实上，通过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同时也通过加上他自己的某些成熟的论述），福柯使本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海德格尔主义观点变得更加凸显。癫狂作业种“消极体验”而可能具有的价值（即人有可能在其中探索一种“被粉碎了的思考”），由此得到了强调。参见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在19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平装本MM*前言中的评述（第xxxiii页）：“在第二版里，他用一种历史化了的海德格尔早期的一个观点——被掩蔽的真理即怪异（也就是说，不存在有关人的本质的客观真理），取代了作为被掩蔽的真理的阶级斗争。”关于该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判别的详尽论述，参见德雷福斯的前言和皮埃尔·马什雷（Pierre Macherey）的文章“癫狂史的资料问题：更正及其范围”（Aux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la folie： une rectification et ses limites），载《批判》第471—472期，1986年8—9月，第753—754页。关于青年福柯和某种人道主义哲学人类学的关联的更详尽的研究，参见杰罗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避开主体：一条福柯主义的行动路线”（Avoiding the Subject： A Foucaultian Itinerary），载《思想史日记》（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90），第273—299页。这个脚注可能足以说明（有心的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到），有关福柯早期心路历程的可资利用的证据不多，而且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本章（以及下一章）所述主要是推理性的，其依据是福柯的影响、当时认识他的人们的记忆以及福柯自己后来的回忆（它们可能确切，也可能不确切）。
参见科恩—索拉：《萨特传》，第90—91页。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74页。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New York； 1954），第7a页。关于此剧的演出和在巴黎的首次上演，参见卢比·科恩（Ruby Cohen）：《从欲望到戈多：战后巴黎的小剧场》（From Desire to Godot： Pocket Theater of Postwar Paris）（Berkeley； 1987），第131—180页。
贝克特：《等待戈多》，第12a页。
同上书，第15b页。
同上书，第28b页。
参见阿兰·罗伯—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载《为了新小说》（For a New Novel），Richard Howard英译，（New York； 1965），第111页；这篇评论首次发表在《批判》杂志上（1953年2月）。关于观众席上的庄严气氛，我是从罗格·沙图克（Roger Shattuck）那里了解到的，他回忆说在1953年看《等待戈多》的首演时，他是剧场里惟一的一个嘲笑演出的人。
罗伯—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参见注释前文，第115页。
“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74页。
夏尔·朱利安（Charles Juliet）：“会晤贝克特”（Meeting Becket），载TriQuarterly，第77期，1989—1990年冬季号。
第三章 袒露的心袒露的心（1）
●1953年8月，福柯离开巴黎去意大利度假。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是充满纷扰的。在《等待戈多》的激励下，他以新的热情重新投入工作。他深入研究了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那是一个弗洛伊德派兼海德格尔信徒。他和作曲家让·巴拉凯（Jean Barraqué）的风流韵事也正方兴未艾。他还前所未有过地卷入了巴黎先锋派艺术界的活动。
当时正值“新小说”时代，正值“荒诞派戏剧”的盛期，也是人们积极进行新音乐探索的时期。然而，任何小说、戏剧和新音乐都没能抓住福柯的心，倒是一部80年前出版的论文集——弗里德利希·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ⅲˇ耬 Betrachtung），把他深深地迷住了。
多年之后，和他一起在那个夏天去意大利游玩的莫里斯·班盖（Maurice Pinquet，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他在高师的同事）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曾看着福柯“在西维塔维齐亚海滨的阳光下阅读”，深陷在尼采的那本书里不能自拔。福柯那如饥似渴的兴趣令班盖惊诧：“倘若他不时在解说黑格尔或胡塞尔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更符合我心目中的哲学家形象了：没有带刺的概念，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