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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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慕那种破坏证据和一般性原则的知识分子，”福柯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宣称。在这里，就像他在这些年里经常谈起的那样，他把这种知识分子想像成一种游击战士，来无影去无踪，徘徊不定，很难被抓住。他从边缘地带打狙击（福柯曾想像过一种拨弄癫狂火山的地下人，与此很相似），将“当代各种惰性和限制”中的“弱点、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标出来”。他不愿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想什么”。尽管目的地仍未找到，但他已不再打地洞了。他现在欢迎公开的战斗，希望这种力量的较量有助于说明“革命是否应该受惩罚，以及哪一种（我的意思是，哪一种革命和哪一种惩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险将它提出来的人才能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特在这个时期原则上也已归附于某种类似的游击战的纲领。他宣布“老的知识分子概念”已经过时。而且萨特也和毛派携起手来——他在1970年担任了《人民事业报》的挂名主编，以防止该报被查禁。后来他又不知不觉地被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班尼·列维）控制了，并最终让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
因此，作为一种独立的试验而发起GIP组织，并将福柯那一套不同于萨特的设想付诸试验，就更有必要了。“倡议一项改革还轮不到我们，”——GIP的成立声明最后说道（言下之意是他们已有了这一设想）。“我们只希望昭示事实，并希望一刻也不拖延地、差不多是逐日地昭示之，因为问题很紧迫。我们必须使舆论警觉，并使之保持警觉。”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7）
GIP从好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德费尔和福柯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德费尔将它分发给去探监的犯人家属；答卷收回后，两人便对它们进行筛选、摘录，然后以连载形式发表。GIP还同犯人家属们一道，通过斗争，使一些以往不许进监狱的报纸得以在狱中被自由传阅；它召集一些由富于同情心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在狱中发生绝食的时候，组织还予以声援。
“惟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极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福柯在1972年指出，“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它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并且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
但是，似乎出于偶然，混乱方面的力量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自发地沸溢和爆发，摧毁良心之城，扯去“道德”虚饰（福柯和毛派都从1968年5月的事件中总结出了这一教训）。按照毛主义左派的兴致，这种自发的反叛是再好不过的事，它的发生可以提供一个搞鼓动的好机会。吉尔·德勒兹在一些年后忆述说，“米歇尔具有一种政治的直觉，能觉察到某件事将在某个特殊地点（不会在别处）发生。”德勒兹是德费尔和福柯在GIP里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和福柯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就已是他哲学上的战友。德勒兹虽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对福柯仍怀着几分敬畏。“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知，”德勒兹后来解释说。“他能幻视事物，而且像所有懂得幻视、能够看见什么并且看得很深的人一样，他发现他看到的净是些不可容忍的事情。”
恰如事态将要表明的（和GIP搜集的资料将要显示的）那样，法国监狱里面的情况常常真是不可容忍的。监狱绝妙地说明着“正义”可能会是多么的野蛮。尤其是法国监狱在70年代初还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改革目标，听起来特别美妙。这些塞满了毛派分子的监狱已成为这样一种地方：里面，政治活动家可以鼓动造反；外面，GIP又可以把消息传遍法国。
“米歇尔感到狱中存有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德勒兹回忆说，“他觉得这不是小问题。”
GIP就这样工作着。德勒兹帮助德费尔和福柯搜集消息。他们分发小册子。当纽约北部阿提卡监狱的囚犯发动血腥叛乱的时候（法国报刊对此作了广泛的报导），他们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
同时，他们等待着。
1971年12月9日，图尔的监狱发生了暴乱。一群犯人洗劫了狱中的木器厂；另一群纵火焚烧了监狱图书馆；一些单身牢房的犯人砸坏铁窗，把垫褥、椅子、盘子扔了出来。该监狱有三座楼房，暴徒们占领了其中的一座，一遍一遍地高呼“打倒专政！”并高唱《马赛曲》。据监狱牧师的传达，他们的主要要求是：暖和的浴室和较好的牙病医疗条件。（这种显然琐屑无聊的要求，这些年在法国其他监狱发生的暴乱事件中频频出现。这使福柯感到很兴奋：他感觉这是一种“无罪化”的标志，说明现代囚犯们已变得多么缺乏羞耻感，多么“问心无愧”。）
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暴乱的消息后，巴黎的毛派们立即行动起来，一边策划发新闻特刊来报导此事，一边组织人员去了解真相。
正在这时，这所监狱又发生了第二次暴乱。但这一次警察反应很快，他们迅速控制了该监狱，并在此过程中打伤了几十名囚犯。
事过不久，福柯和德勒兹来到了图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此之前，该监狱的一名医生——一个名叫艾迪丝·罗斯（Edith Rose）的精神病学家交来一份证词，详细描述了图尔监狱惨不忍睹的内部情况。福柯和德勒兹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舆论界披露这份证词。在他们看来，这份证词不仅本身就是一份证明材料，而且提供了一个足以作为教训的实例——它让人们看到，何至于一个官方委任的专家竟敢违背保持缄默这一职业规定，用最明白的语言道出了她的所见所闻。
她的语气，事实上是很平静的。罗斯大夫这样写道：“最令我难受和痛苦的事情，是看到犯人们被套在锁链上整整一个星期甚至更久。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戴着镣铐。我在医务室曾听见他们叫看守用叉子给他们喂饭。……有些目击者告诉我，他们的牢房里满是粪便，不过我没亲眼见到。”然而她看到的已经够多了，以至于强烈地感到，在图尔监狱坐牢还不如死了的好。“我敢说，自从我去图尔监狱工作以来，那里自杀企图的发生率之高一直令我吃惊，”她宣称：“自缢的，割腕的，吞勺子、叉子、氖光灯管等等东西的，都很多。”
这正是那种通常最令福柯感兴趣的资料——无论是他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的，还是某个像罗斯医生那样的人提供给他的。福柯赞许地评论道：罗斯医生“并不去批评”作为一种机构的监狱，而只是“在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地点，这样一种情况下，展示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位监狱精神病医生用一种不带情感的语言（这能令人奇怪地想起罗伯—格里耶的那些冷漠的叙述者），冷静地再现了狱中最可怖的情景。
罗斯大夫的报告后来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上。福柯为它写了篇引言，在文中亲自对一些最令人震惊的细节作了一番概述：“人日复一日地戴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合适的地方……每天不是受刑罚，就是服镇定剂；不是被拘押，就是被注射药物；不是下地牢，就是上城堡（多么让人放心的道德哟！）；在20岁就被变成终身罪犯的偷车贼”（这将成为《规训与惩罚》的中心论点）；而且——福柯怎么能够在这件事上罢手呢？——“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在企图自杀！”
事实上，GIP的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小册子就是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这份1973年由伽利玛出版的小册子——《狱中的自杀》（Suicides de Prison），像前几个小册子一样，也是一种资料汇编（将一些事实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些整理，略加一点评论即呈送给读者）。它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统计表，其中列举了1972年法国监狱发生的自杀事件，其数字高得惊人——共32起。编者将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表内，并逐个详细说明自杀的方式，如：自缢、过量服药、服毒、吞叉子，甚至有躺在烧着的床垫上自焚的。
但书中的主要资料，是一个署名“HM”的犯人的一系列来信。HM出生于一个破裂了的家庭（其父是个酒鬼），现年32岁，是一个有鸦片瘾的同性恋者。他在17岁时就犯罪坐过牢房，后来又因盗窃、斗殴和贩毒等多种罪名在十几个监狱里服过刑。据他在好几封信里所说的，他最近的被捕是因为中了一个圈套：几个便衣警察诱使他去买鸦片，从而把他抓了起来。回到监狱后，他开始公开追逐男人。因为发生了一次口角，他的性活动被看守告发了，结果他被关入了单身牢房，随后他便上吊自杀了。
福柯对他的这位通信人极感兴趣，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HM的文字漂亮而生动，带有福柯崇拜的几个作家［波德莱尔、拉英（RDLaing）等］的气息，和他喜欢的音乐（如“门”的韵味），同时还能使人感到他对自己命运的强烈愤怒之情。他所经历的存在是一种“陷阱”——一种由各种被派来专门对付他的监狱专家们构筑的陷阱：“也许正是这些善良的人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尽管HM的表达力很强，但他显然缺乏自我意识。在一篇未署名的短评里，福柯指出，这些信函“不停地翻动着各种各样能够形成某种迷恋的东西”，由此向读者们提供了关于“囚犯们所思考的问题”的极富启发性的一瞥。
如果HM的信真的能作向导，那“囚犯所思考的问题”便是十足简单的：他渴望着（与福柯自己并无二致）“逃逸”、消失、消散。
在他不同的时间写的一些信函里，HM表达了这样一些梦幻，如：逃往印度，加入克利希那派宗教运动（Hare Krishna movement），像拉英笔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避开现实，在药物的作用下遨游于“时空之外”，像黑豹党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那样越狱（杰克逊在1971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越狱行动中被击毙，他是GIP前一份小册子的主题人物）。
尤其是，在他站到死亡的门槛上的时候，（事实上，此时他感到除了死就再也无法脱身了），HM做了一个最后的、也是本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