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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海上学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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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我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但是,王中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理解,他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从他答友人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中的心态:“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所以,到得大地回暖,“右派”改正之后,他的改革热情又来了。他重新执掌新闻系系政,并且兼任复旦分校校长。他仍想在新闻系完成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他在复旦新闻系创办了《外国新闻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术情报》(后改为《新闻大学》)等刊物,想重整旗鼓,再度进行学科建设,只是此时他已经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开始,他还能拄着拐杖走路,认真地抓新闻系的建设工作,还应老战友的邀请,到兰州、南宁等地讲学,宣传他的新闻观点,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出来看看,最后,就长期卧床,终于不起。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1)…(图)

  蒋孔阳与夫人濮之珍  蒋孔阳先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美学家,但是,他既不是哲学系出身,也没有受过文学系或艺术系的科班训练,年轻时读的倒是毫不相干的经济系。然而,他对经济问题却并无多大兴趣,倒是热心于杂览。有一次,偶然读到郭沫若的《女神》,为其磅礴的气势所感动,从此就喜欢上文学了。那时,他所就读的中央政治大学,地处重庆南温泉,是风景佳丽之所,他在课余常徜徉于山水之间,渐渐也就培养起审美情趣。  1946年,孔阳先生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被分派到苏北一家农业银行工作。苏北这地方虽然艰苦一点,但银行是金饭碗,该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而且,干它几年之后,也不愁没有升迁到大城市的机会。但是,无奈他与无穷的数字格格不入,终于还是丢掉这只金饭碗,跑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听他所心仪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课程。那时,他在重庆就认识的濮之珍女士也在南京,两个人一边学习,一边谈情说爱,逛遍了南京的山山水水。他们沉浸在爱河里,简直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把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完全置之度外,对国内战场上浓烈的硝烟若无所闻。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孔阳先生西装笔挺,濮先生长发披肩,很富有浪漫情调。这该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岁月。直到1997年春天,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豪兴勃发,两人搀扶着到南京去重温旧梦,追忆那逝水年华。  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没有职业的浪漫生活终难持久。孔阳先生非得再找个工作不可。这时,林同济先生正好在筹办海光图书馆,他对孔阳先生的文章颇为赏识,就把他招到图书馆办事。这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事情也不多,倒是读书的好地方。孔阳先生就在这里做起学问来。1951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孔阳先生开始时教的是新闻写作,那是有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952年,这才转为教文艺理论。在复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课的名人很多:冯雪峰、胡风、刘雪苇、唐彛⑼踉⒄陆浴耸保腔蛟虻惫伲蛟蚪吹┑奈囊绽砺劭蔚钩鱿至丝杖薄=壬兔熳约觯鄙狭宋囊绽砺劭谓淌ΑN1953年入学时,一年级的“文学概论”课就是孔阳先生讲授的。那时,他才30岁,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每次登上讲台总是先把怀表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才开始讲课,很有派头。濮先生则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教我们的写作课。  孔阳先生没有教完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大概还差两三讲,就到北京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所主持的文艺理论讲习班了。当时提倡“一边倒”,正是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国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到工厂、企业、学校来指导工作,他们当然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工艺流程、学术思想等,不用说都要以苏联为准,就连作息时间的安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那时,苏联的高等学校上午集中上六节课,下午全部时间给学生自修,我们有一段时期也这样安排,弄得师生都很吃力,不过有一项颇受我辈穷学生欢迎的措施,是在第三节下课后,每人可领一只面包或馒头当点心,——据说,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先进经验”。总之,那个时候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所以,教育部办了很多由苏联专家主持的讲习班、进修班,就不足为奇了。有哲学班、政治经济学班、国际共运史班,还有文艺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班级,目的是要以苏联的学术思想来统一我国的高校教学。虽然,请来讲学的苏联专家大抵并非一流高手,在苏联本国他们很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而来华之后,却一个个都变成了绝对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权威是由权力和盲目崇拜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上峰的目的是达到了。文艺理论讲习班上的学员们回到原来的学校之后,不但以毕达可夫带来的苏联文艺理论体系来讲课,而且,有好几位还从这个体系出发,写出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向全国教育界、文艺界辐射。孔阳先生回复旦后,也写了一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因为写得通俗流畅,发行量很大,影响远远超过那些高校教材。有一次,我下乡劳动,还在一位生产队会计家发现此书,纸张都被翻烂了。1956年5月,复旦举行第三届校庆科学讨论会,孔阳先生提交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不久即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这个话题,也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还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在1955年第18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的部分,公开进行批判。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1956年第3期上就译载了此文,《文艺报》和其他报刊并结合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展开了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记得在此之前,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学习小丛书》里,还出过一本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写的论文《论文学的特征》,影响很大。这也可见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风向了。  孔阳先生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接连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自然是非常耀眼触目的了。然而好景不常,1958年以后他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也与政治形势有关。苏共20大是以全面批判斯大林为己任的,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个分歧导致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即由全面学习苏联变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个转折的信号。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方针政策进行重大转变之后而发动的。可惜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并不太强,还没有意识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动,同时由于惯性作用,整个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还在“学习苏联”的圈子里打转。这也难怪。昨天,刚刚响应号召向苏联学习,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用来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艺思想;今天,又要反过来批判刚学习到手并虔诚地信仰着的东西,变化之快,实在是反应不过来。于是,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2)

  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孔阳先生自然在被拔之列。他的一条重要错误是: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只列为一节,而没有用来指导全书。接着,复旦的“文学概论”课程也被取消了,而代之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二课。这种课程,孔阳先生当然不能任教。后来进行调整,仍旧恢复了“文学概论”课,孔阳先生还教过一班,我给他做的辅导教师,之后,他就与此课告别了。因为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孔阳先生被列为三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的文艺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概论”课当然也就无法教了。于是他转向了美学。但美学理论也仍属是非之区,他只好做些西方美学的介绍工作。客观的评价也是不行的,必须“批”字当头,所以课名就叫做“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批判”,这就是后来“西方美学史”课程的前身。  上海作协的批判大会既然是有来头的,作为被批判者所在单位,当然不能不有所配合。复旦中文系的许多师生都被驱上了战场,我也参加了对孔阳先生的批判。当时,孔阳先生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但他对于批判过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并不存什么芥蒂,只是对上海作协一位掌权理论家的批判文章很有点反感,他曾对我说过:“罗荪批判我的文艺观点是修正主义,但是,他自己过去的文章里也宣传过这些观点,他为什么不批判批判自己的错误呢?”这当然是书生逻辑。政坛上则另有一套行事准则:你只要站在我这一边,能为我所用,即使过去说过一些不符合今天要求的话,那也叫做“左派犯错误”,是可以不必追究的;而那些手中有权的人,当然更不会把账算到自己头上。  1960年代是知识分子频繁下乡的年代:下乡劳动,下乡搞“四清运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孔阳先生经常一起下乡,接触的机会多了,彼此很能谈得来,有空时就常常一起聊天。其时,我因为“走白专道路”,也受到了批判,别人都劝我不要再写文章了,说这是祸根,但孔阳先生却对我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几岁露不出苗头,三十几岁没有成就,这个人也就出不来了。”他劝我还是要继续写作。我后来能顶住压力,不但继续发表文章,而且在我系同辈教师中较早地写起专著来,不能不感谢孔阳先生的鼓励。但有一次,他又对我说,他在北京学习时,曾去看望他的老师宗白华先生,宗白华知道他患神经衰弱症,就批评他说:“年纪轻轻的,那么用功干什么,把身体都搞坏了,跑得动的时候多玩玩,等玩不动时再用功读书不迟。”我明知这句话与以前鼓励我的话有些矛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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