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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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往往提出了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关于知性分析方法问题，对于五四的反思，对于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观点的剖析，等等。 我之所以喜欢元化同志的文章，就在于它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在资料堆里打转，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能够引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王元化的思路，有着这样一个规律：他是从现实中发现了问题，再去寻找其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因而对历史和理论作出了新的评价。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的某些看法发生变化，不完全是借助书本的思考，而是来源于生活的激发。”这种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思考方式，大概与他既从事实际工作，又进行理论研究的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他曲折的生活际遇。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决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事，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感悟，是以人生阅历为基础的。只有保持对现实生活敏感性的人，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达到新的理论高度。
第三部分拍案一怒为胜迹——记陈从周先生（1）…（图）
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以古建筑专家和园林艺术家著称，但是，我与他相识，却由于文学的因缘。 1972年秋天，我从干校回来，与同入另册的几位教师一起，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里编写《鲁迅年谱》。王欣夫先生的劫余书籍也存放在这里，跟他治版本目录学的徐鹏兄常来为之整理。有一天，陈从周先生来看这批藏书，经徐鹏兄介绍，我们就算相识了，后来又在吴剑岚先生家见过几次面，大家就比较熟络起来。从周先生很健谈，不拘束，我们虽然年岁差得很远，但很容易谈得拢。其时，我刚看过他所编写的《徐志摩年谱》，很奇怪这位建筑学家怎么忽然编写起诗人的年谱来了，而且书上没有署出版社名，看来还是自费出版的。相问之下，才知道他与徐志摩原是亲戚，两家素有往来。不过，由于年龄的差距，他与徐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仅在童年时见过一次，但是他很仰慕徐的才华，爱读徐的诗文，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他极为悲痛。他之所以编写这本年谱，是出于感情的冲动，欲为徐做个纪念，此外别无他意。但编好之后，新中国已经建立，徐志摩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个被批判的人物，大家都怕沾边，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年谱，所以只好自费印刷。我听后很钦佩他的侠义心肠。从周先生说，他与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后妻陆小曼都很熟悉。承她们信任，将徐志摩的很多遗物都交给了他。香港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徐志摩全集》校样，他已于“文革”前送北京图书馆保存了，家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可惜那时更非研究徐志摩的时候，我当时阅读《徐志摩年谱》和徐的一些诗文，只是为了编写《鲁迅年谱》的需要，所以就没有再向他借阅有关徐志摩的材料。但从周先生却极其热情，此后接连给我来了几封信，为我提供鲁迅生平资料，帮助我们的年谱编写工作。 从周先生虽然专于建筑，以“梓人”（木匠）自居，且将其书房取名为“梓室”，但是却毫无匠人习气，也没有一般理工学者偏于一专的思路。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人文精神，因而他把建筑和园林的专业工作提到很高的文化层次来展开，使之不限于一时的实用价值，而成为本民族文化建设的一部分。陈从周与一般建筑师的区别就在这里，他一生的成就和苦恼也是由此而来。 许多人都称陈从周为杂家，因为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除园林建筑的本行之外，还能诗善文，兼擅书画，且喜拍曲听戏，——大凡传统文人喜欢的东西，他都浸淫其间，乐此不疲，而且交了一批文人、画家和演员朋友。但是，专与杂是辩证的统一体，何况诗文、书画、戏曲与园林、建筑本来就是相通的。陈从周说“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它是饶有书卷气的园林艺术”，因此，没有书卷气就难以搞好园林艺术。正因为从周先生杂学旁收，其专业研究才能触类旁通，他的《说园》专著，比同类著作更多书卷气，更多文化氛围，即得益于此。叶圣陶赞为：“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佩无量。”诚确论也。 也正因为文化层次高，对于世情参得透，从周先生平时言谈行事，甚为洒脱，具有幽默感。1980年代初，我搬迁新居时，他送我一幅葫芦画，上有题款曰：“说糊涂，画葫芦，糊里糊涂，得过且过。”且钤有一颗闲章：“我与阿Q同乡”。我记得古之文人雅士，有与钱塘名妓苏小小攀乡亲的，算是风流潇洒，现在从周先生却与阿Q认同乡，实在有趣得紧。从周先生祖籍绍兴道墟，按理说，他应该认闰土为同乡才是，因为闰土的原型运水是道墟人，与从周先生恰是小同乡，但是他却硬是要认这位籍贯、姓氏都很渺茫的阿Q做同乡，实在是太崇拜阿Q之故。大概他钤有这颗闲章的葫芦画不止送我一人，而且别人还对此提出了疑问，所以他在答友人信中说：“人也糊涂，只画葫芦。世间多少人貌似聪敏，实不及我。可知阿Q还是足传千古，余拜倒为师，得此同乡为荣也。”看来，从周先生喜画葫芦，并与阿Q认同乡，是有其深刻的寓意的。但是，他也并不是给谁都送葫芦画的。有一次，徐鹏兄在寒斋看到那幅葫芦画，甚为欣赏，遂对我说：“你下次见到陈从周先生时，叫他给我也画一张。”刚好有一位大家都相熟的朋友要到同济去，我就请他带信给从周先生，代徐鹏索画。过几天，画拿来了，但画的不是葫芦，而是兰花。从周先生带口信来说：“吴中杰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凡事糊涂一点好；徐鹏现在当官了，不能叫他做糊涂官，送他一幅兰花，让他做个清官。”可见他糊涂之中透着清醒。
第三部分拍案一怒为胜迹——记陈从周先生（2）
1980年代中，从周先生的夫人久病不起，终于逝世。别人都尽力劝慰他，但他把悲痛藏在心底，反而宽慰别人说：“她长期卧病，自己痛苦，别人也辛苦；现在她自己解脱了，我也解脱了。”很有些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的味道。后有好事者与他议续弦事，他却断然拒绝，而且说出一番妙论来。他说：“你们能介绍给我的，无非是这样三种女人：一是寡妇，二是离过婚的，三是老处女，但都不合适。寡妇能克前夫，当然也能克我；能与前夫离婚的女人，也能与我离婚；老处女往往脾气古怪，我的脾气更古怪，就更加弄不好了。还是算了罢！”其实他夫妻情深，根本无意续娶，以上云云，无非是戏言托辞耳。但是，祸不单行。从周先生丧妻之后不久，又面临丧子之病。1987年11月29日，从周先生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陈丰，无辜被墨西哥人刺杀于洛杉矶。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悲痛。时过不久，上海电力学院请我们几个人组成临时的文科学术委员会，为邓云乡评审正教授职称，我们在来接的汽车上见到从周先生，有意谈些别的闲话，尽量避开此事。但从周先生忽然开口道：“你们知道吧，我的儿子在洛杉矶被人刺死了，我叫他不要到美国去，他偏要去，这个小鬼，好死不死，偏要到美国去送死！”并且详细复述了他女儿来报凶讯的情况。到达会场之后，他看到桌上摆着糕点，就大吃起来。其情其景，使我想起《世说新语》上所记阮籍母丧时大吃肥豚，饮酒二斗，然后大号吐血的故事。从周先生悲子之情，在他的悼念文章和为陈丰所写的墓铭里才有所流露。 从周先生对个人之事，表现得很旷达，但是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却是非常的执著。常常为保存古代胜迹，维护中国文明，建设新的人文环境等问题而大动肝火，大喊，大叫，大怒，大骂。 他对时下到处制造假古董而破坏真古迹的颠倒行径极为不满，提出抨击；他曾因苏州拙政园里挂彩灯、立彩人，弄得俗不可耐，而撰文批评；为开发南北湖风景区，他拼了老命向嘉兴市海盐县争取建设费用；为了保护上海城隍庙的湖心亭，要求撤走茶馆，将其划归豫园管理，他到处奔走；修复苏州曲园的事，也是他联络叶圣陶等人发出呼吁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还试图制止在景点边上开山，在游览湖中排污，却总是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他反对将文人园搞成不伦不类的景点，斥之为“没文化”，但没文化的人却难以共鸣。这样，从周先生难免要经常动火，时时骂人。他感到痛心疾首啊！有一次，他在校园里看到一群大学生在草坪上踢球，赶快上前制止，叫他们保护绿化地带，但竟无人理睬，还是照踢不误，从周先生一屁股坐到草坪中央，捶胸痛哭，大骂学校师道沦落、学生道德沦丧，这才把那群学生赶散。 不是他不通情理，实在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太强了。所以他不但责人，而且也自责。有一次，他在学校做完报告回家，走到校门口，忽见道路堵塞，一打听，原来是校门对面的彰武路口，刚才汽车轧死了两个人。这件事本来与他毫不搭界，但他却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撰文表示忏悔。因为他身为区人大代表，没有为改善校门口的交通而做好工作，深自内疚。其实，他已为此事呼吁过多次，要求拓宽马路，以适应日益增加的车流量，只是没有引起上面的重视而已。 最后，他为保护徐家汇藏书楼，而与市府领导大吵了起来。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藏有很多珍本图书。现在地铁要从旁边通过，必然要使它遭到很大的破坏。陈从周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大声疾呼，要市府让地铁“借”出一步，使藏书楼免遭损害，领导不接受，从周先生就拍台子大骂起来，一怒之下，当场中风昏倒。抢救过来之后，就不能再行动了。而且从此每况愈下，渐渐地变得人事不知。 有人说，陈从周火气太大，这种事又不是他自己家里的事，不值得为此发那么大的脾气，更不值得把自己的健康断送掉，使自己变成这样不死不活的人，又何苦来呢？ 然而，社会公益之事，文化发展之事，如果没有人呼吁，没有人抗争，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陈从周崇尚传统文化，而中国的传统文人是一向重视社会责任感的。所以他的归宿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决不是陈从周个人的悲剧。
第三部分散淡襟怀荆棘路——记钱谷融先生（1）…（图）
在华东师大的老教师中，我最熟悉，也最谈得来的，是钱谷融先生。李白《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我所喜爱于钱夫子的，也就是他那风流潇洒的气度。他襟怀散淡，神态飘逸，不热中，不矜持，待人宽厚，态度随和。他并不执著，但为人作文却一以贯之；他无意标举，而所达境界甚高。 钱先生常说自己是一个懒散的、毫无作为的人，喜读书，而不爱写作。但是他每有所作，则必有高论，有时还引起巨大的反响。钱先生以《论“文学是人学”》名世，但此文并非他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所在的学校要举行大型学术讨论会，领导上一再动员他写的。当然，这是他平时阅读、观察、思考所得，也是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的学术环境使然，否则，领导上怎么动员也无济于事，即使要写也写不出这样一篇
